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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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劳动”才写出来的，从而反映了社会生活。
　　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更是毛泽东所深深敬佩的。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分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儿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棕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他的作品所展示的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湘君山鬼、流沙毒水等既鲜明又深层的扑朔迷离的缤纷世界，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　
5。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读宋玉《风赋》）
　　［原文］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王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然后倘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摘自宋玉《风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玉写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说有两种风，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风赋》何曾让景差”，宋玉、景差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人。宋玉的这篇《风赋》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篇《风赋》在《昭明文选》，我前天翻了一下，你们再看看。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3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解析］
　　宋玉，战国末期楚国人，稍后于屈原的辞赋家。其生平后人知道得很少，在楚怀王，楚襄王时担任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官职。在创作上颇受屈原的影响，后世所传宋玉的作品有13篇，主要有《九辩》及《昭明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楚辞作家中，屈原以下，便是宋玉，故文学史上常常是屈宋连称。毛泽东好《楚辞》，重屈原，自然兼及宋玉。除上面所举的相传为宋玉作品的代表作外，毛泽东还读过相传为宋玉的其他作品，如收入《古文苑》的《大言赋》，他是读过的，并且还较喜欢。中央档案馆编选，文物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1984年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头两幅便是《大言赋》里的句子：“方地为舆，国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处。”两幅笔体差异明显，显是在不同时期书写的。
　　《风赋》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着意铺叙风的一般的发生过程，和雄风雌风的区分。把风分为大王雄风与庶人雌风两种，确实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使自然界的描写对象具有了社会内涵。毛泽东从中看出阶级对立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也算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一种引申吧！毛泽东还说，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意思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处于初始状态还不太显眼的事情，提高识别社会风向的能力。　
6。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诡辩（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等）
　　［原文］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手，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摘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席教导我两件事：一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主席给我们讲解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幽默地指出，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他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摘自赵超构《殷切教诲从头习》（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解析］
　　《登徒子好色赋》开篇有段序言性的文字，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王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接着宋玉便说了前面引的那段扬己贬登徒子的话。说得楚王“称善”，一侧的章华大夫也感慨：“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宋玉）矣。”从而获得了信任，从而也使登徒子成为千古流传的好色的代名词。
　　毛泽东读《登徒予好色赋》，则认为宋玉辩解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把它同我们看待问题，考察干部的方法联系起来，指出是不值得效法的，要用全面的观点评价人和事。
　　上面引的是毛泽东1958年1月6日在杭州同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的谈话。1月12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讲了这篇赋的内容，也是从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毛泽东为登徒子“翻案”，是要用这篇赋告诉人们，要学会掌握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克服和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陷于诡辩术的泥淖。同时，对领导干部来说，更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诡辩之辞所迷惑。这时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顺便一提，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批示印发《登徒子好色赋》，给与会者读。
　　此外，1958年3月3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过长江三峡时，特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看了神女峰，接着对在场的吴冷西、田家英等讲起宋玉的《神女赋》，他背了一段，说：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7。有很大的说服力（读李斯《谏逐客书》）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摘自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季斯（？—前208）投奔秦国。他原为荀子的学生，入秦后被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灌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篇散文，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余风；而文辞修整，音节流畅，又与汉初散文和汉赋相近。承上启下，为散文史上的名篇，终于打动秦王，收回了逐客令。这篇文章收在《昭明文选》卷三十九，改题为《上书秦始皇》。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篇作品，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它“有很大的说服力”，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由此可知，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子荀子，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稍后他还说过，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
　　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毛泽东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对苟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便合乎逻辑了。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办实事的，这是毛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8。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读贾谊《治安策》）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摘自贾谊《治妄策》，载班固《汉书·贾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许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例如，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他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
　　读文史著作的一些批语中，毛泽东也提到贾谊。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语里，便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此外，毛泽东对他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地批注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由于十分喜爱贾谊这个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特别是该传所收的贾谊的《治安策》，先后推荐给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读。
　　据《汉书》记载，贾谊（前200—前168）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称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皇帝诏下议论问题，年轻的贾谊则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可为少年得志。由于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谤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汉文帝又召他回来，当梁怀王的太傅。后向文帝进《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办法。西汉王朝历经40年的统治，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也较稳定，贾谊却居安思危，清醒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里说的“痛哭者一”，是指诸侯王割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王、济北王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进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和权力的措施。这应该说是切中当时诸侯坐大的根本要害。此外，贾谊还指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侈靡、仁义不施等等弊端。所提措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所以毛泽东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种教育方法，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年轻一代要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到斗争实践中，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观点，大有不同。所以，他认为贾谊的主张“近于迂腐”。　
9。此深于情（读汉乐府民歌《上邪》、《盘中诗》）
　　［原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
　　山树多，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