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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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现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季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
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至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鄜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杜甫由凤翔至解州探亲时写的，即诗人在小注中所说：“归至凤翔，墨制放经鄜州作。”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北征》。诗中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杜甫在诗中采取“敷陈其事”的叙述所见、所闻、所思，但在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杜甫写过一首五言古风《前出塞》，主要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其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毛泽东读过这首诗，六十年代末，毛泽东曾借用这首诗来表达过他的外交战略。据吴旭君回忆：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毛泽东曾预测过尼克松可能当选，还说准备请他到北京来。吴旭君说，尼克松是反共老手，同他会谈会有舆论压力。毛泽东接着让吴旭君背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无疑是对杜甫《前出塞》要旨的政治化运用。
29。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曾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宋人以才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的确，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以“法家”来概括其思想的进步性方面，却是当时的时代痕迹。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外。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乐于引用的。
30。劳动者中贤人多（读韩愈《与崔群书》）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引自韩愈《与崔群书》，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愈《与崔群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9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共75卷，选录历代散文辞赋700余篇，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全书依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冠以小序，具述文体源流。该书选文甚严，考核细致，是代表桐城派文学观点的一部古文选本，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辞类纂》，关于这一点，本书“早期篇”已有叙述。建国后，毛泽东再次读这本书，并在一部清朝同治己已年间江苏书局刊印的版本上做了一些批语。
关于毛泽东批注该书收录的宋代散文家的作品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作介绍。
书中收录的韩愈的《与崔群书》，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毛泽东的批语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31。这些话前人大多说过（读韩愈《谏佛骨表》）
［原文］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异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鬼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若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身脔，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摘自韩愈《谏佛骨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愈《谏佛骨表》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32。要有这种气概（读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
［原文］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