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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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水浒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一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又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翟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领导队伍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争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车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
　　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51。干革命要学拼命三郎（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
　　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掸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急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攧翻在地。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唤小弟作拼命三郎。”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44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笑801页）
　　［解析］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秀在书中的出场，是第44回，即我们上面引的那段。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62回“劫法场石秀跳搂”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注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铜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国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是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52。武松打虎和人民民主专政（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梢棒，尽平身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哪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招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摘自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解析］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材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了我们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胆量。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是无所谓是不是在“刺激”对方的。　
53。梁山好汉的政策（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城市工作要捉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
　　［解析］
　　毛泽东从《水浒传》里获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适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后来，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李逵的缺点，说他不注意政策，在打破扈家庄时，杀了扈三娘家里不少人。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客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他的引用与评论，总是与他要谈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诸如军事战略（林冲）、侦察保卫（朱责）、城市工作（戴宗），以及敢于斗争（武松）、拼命精神（石秀）等等，反面的教训则是要团结干部（王伦）、讲究政策（李逵）等等，这就使他对《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的个性和梁山义军的组织、政策的评论，常常是富于个性的。　
54。解决矛盾的方法论事例（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人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解析］
　　《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在《矛盾论》里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剧本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在延安公演，毛泽东写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单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各种力量在解决同一矛盾时的相互配合。编导者之一李伦在194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便谈到其创作构思：“我们认为这样两个观点是首先要确定的：第一，梁山与祝家庄的斗争应该是一个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里面应该表现出群众的力量；而《水浒传》却强调了梁山的‘好汉集团’的性质，在具体斗争中也忽视了广大群众，只强调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