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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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
57。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胜利（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日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页）
［解析］
群雄逐鹿，义军造反，总要形成以某个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相应的集团。出谋划策的智爱人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知识分子，自是这个集团的必备人物。如楚汉之争时刘邦集团的张良，三国时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宋时宋江集团的吴用，元末朱元璋集团的刘伯温，明末李自成集团的牛金星、宋献策。最有意思的是隋末瓦岗寨集团的徐茂公，其原型徐懋功本为善战的将领，在演义小说中则定型为摇鹅毛扇的人。无论正史，还是小说、演义，都是注重这类人物形象的铺叙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等，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典型。毛泽东读这两部小说，印象自然较深。他的评论，却不是就小说谈小说。他用阶级分析法来说明这一现象，提出：“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鉴于诸葛亮、吴用等在小说描写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提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翻身，也必然如此。
无论是读史，还是读小说，体会到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多见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郑重地发表上述讲话，是有特殊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诸葛亮、吴用便合乎逻辑地成了说明这个道理的例子。
促进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在1945年4月24日的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延安整风前，有“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民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几位“韩荆州”，都是当时边区的英雄模范。毛泽东还说：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这自然是整风带来的成果。但为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由此，毛泽东说了前面那一大段话。
58。看战争，看组织（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解析］
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祸连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为施耐庵的学生，曾参与《水浒传》的修订加工。胸有大志，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府，明朝建立后不得志，转而从事小说戏曲的创作。其《三国演义》的内容是描写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之间的历史事件，重点描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其兴衰过程。全书120回，第1回到第33回写黄中起义、军阀混战和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蜀汉的建立、巩固及与魏、吴的斗争，最后5回写三国归晋。它以三国历史为骨架，其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具体内容。血肉部分则出于虚构创作。故有“七实三虚”之说。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借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它最长于描写战争，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把描写重点放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无论大的战役或小的战斗，都写得各具特色、摇曳多姿、毫不雷同。在人物塑造上，它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运用略貌取种的手法，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的书。这点，在他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便有回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中，说他在井冈山时，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个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这件事虽然是说明有的农民认为打上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三国演义》一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抓》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动乱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对此，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多次说过，在井冈山时期，他没有读到《孙子兵法》，但读了《三国演义》。事实上，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事例。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候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中，毛泽东推崇的是诸葛亮和曹操。他俩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人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
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
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