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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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搂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82。诗话中的关注（读吴景旭《历代诗话》、王士旗《分甘余话》、袁枚《随园诗话》等）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摘自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或谈话］
此说亦迂
——毛泽东读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9页）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3页）
［解析］
诗话是从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采取随笔漫谈的手法，内容涉及的面很宽，用《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该书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异同焉，有辩证焉。”诗话不是严谨系统的阐述，而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寓大于小，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多种诗话，留有毛泽东圈画笔迹较多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和《随园诗话》等几种。
早年读书，毛泽东便也曾涉及过诗话著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里便记有这方面的笔记。如：“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子律也。维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绝本于律的观点，便见于诗话著作。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制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旗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是不同意《历代诗话》辑录的对杜牧《题乌江》（《乌江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杜牧《题乌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两句说得不对，因为项羽在家乡招募了八千人马，都战死了，他如果再回去招募，谁还肯跟他重新来打天下呢？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解太迂腐了。
第二个批语，则是对《分甘余话》的作者王士禛的大不满了。因为王士禛记述朱书的情况，一起笔就说来书是“余门人”，即“我门下的徒弟”之类。毛泽东认为，这种“好为人师”的想法，“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古代诗话著作，批语不多，多的是圈画勾点。
他图画最多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7）的主要理论著作。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40岁辞官，居于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名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粱“性灵说”，认为诗中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一失“真我”，便无性灵可言。因而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其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扫除拟古之风有积极作用。《随园诗话》凡16卷，补遗10卷，对历代诗人诗作及作者当时诗坛掌故多有评述，集中阐迷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袁枚说的“性灵”，即是“性情”、“情”。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的诗话著作中，《随园诗话》是留下圈画最多的一部。
一部清版的《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毛泽东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的卧室里，一部1至5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1至3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他读后的圈点勾划。郭沫若同志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印成大字本后，一共四册，毛泽东分别用红、黑两种铅笔，在每一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晚年，对《随国诗话》这部书都是很关注，经常翻阅的。
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是毛泽东所关注的。这方面，毛泽东在《随园诗话》上的圈画比较多。袁枚在书中很多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图画。如一则：“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随园诗话》卷一）另一则：“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
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随园诗话》卷六）还有一则：“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随园诗话》卷八）这些，是毛泽东圈画中的几例。袁枚评论一些怀古诗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古人怀古，只指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随园诗话》卷六）毛泽东加了圈画。袁枚对编选诗集发表议论说：“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管窥蠡测，一病也”；“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附会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学究条规，令人欲呕，四病也”；“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妄为改篡，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随园诗话》卷十四）毛泽东读后都加了圈点。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趣阅读诗话中搜集的那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端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曾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随园诗话》十二卷中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他写的一首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难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辩》，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一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门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卷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启（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曾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