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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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摘自毛泽东1975年底至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解析］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边区，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4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对这篇序，毛泽东也是认真读了的。1945年5月31日在“七大”作结论报告时，毛泽东说，要重视翻译工作、理论工作。《鲁迅全集》开卷就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他说鲁迅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就是说鲁迅翻译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这套《鲁迅全集》在革命战争年代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被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出访苏联，还是巡视各地，毛泽东都随身带着它；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他说过，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睡觉。1949年底，在苏联访问期间，他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处因读鲁迅的著作而一再推迟进餐。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木）。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
1972年，有关部门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毛泽东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本条目所述毛泽东读《鲁迅全集》的批注图画情况，引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一文）
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地位和价值的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90。研究他的杂文的战斗方法（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淡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191页）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
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8页）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按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关于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杂文，特别是他晚年的杂文。
鲁迅写的杂文，事实上成了一种新创的文体。1918年，鲁迅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此后杂文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一生共写有17部杂文集。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鲁迅杂文，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鲁迅杂文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约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文到1925车“女师大学潮”发生之前。这个时期的杂文主要收集在《坟》和《热风》中。这些杂文是针对一般的社会现象而发的，主要结合一般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进行针砭和解剖。在写法上，这些杂文更集中于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露，而较少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性刻画，因而所言之事极小，所论问题却很大。
（二）鲁迅杂文的发展期。它大致包括从1925年“女师大学潮”发生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前鲁迅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在社会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开始有人把杂文这种文体同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标志着“鲁迅杂文”这个独立概念的形成。这个时期的杂文不只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思想的剖析，还成了具体社会斗争的艺术武器，其中很多杂文都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针对陈源、章士钊等人而发的，在艺术上既有对于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析，也有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化刻画。
（三）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它包括鲁迅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直至鲁迅逝世所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中。这个时期，杂文成了鲁迅最主要的作品，数量很大，影响也更深远。这个时期，鲁迅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更自觉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剖析中国社会思想的问题，因而这个时期的鲁迅杂文更直接地反映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除了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揭露、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抗议外，革命文学论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对“论语派”的批评、对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大部分鲁迅杂文的内容。在这些杂文中，已经能比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鲁迅积淀了前两期的各种手法，又发展了它的尖锐泼辣、灵活挥洒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达到了鲁迅杂文艺术的高峰。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对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三月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六”。《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八月十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一”。
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除了前面引述的1957年3月10日、3月12日和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的三段评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评论。
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