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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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1驴白费路费165元，每人往返共损失1000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驴可省50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摘自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1941年8月26日为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写的按语（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解析＇
盐运业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运盐、卖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边区党和政府很重视这项经济活动，努力组织和管理民间运盐业。为推广典型，总结经验，当时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于1941年8月13日找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及王毓贤、孔照庆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带领运输队驮盐至定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全文3000多字，分驮盐的牲口数量、时间路程、沿途的困难、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发生的问题、用费和赔赚问题、经验教训，共七个部分。有实例，有概括，简明扼要，语言质朴，很好地反映了边区盐运状况，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8月26日，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即为其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按语，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并把毛泽东的按语附在文前。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它的内容好，更在于它的文字风格。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毛泽东看来，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恰是“扫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篇好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八股”这个概念。这可说是他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报告的先声。
1942年12月，毛泽东接连几天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六个部分是“关于发展盐业”，其中便全文引述了《鲁忠才长征记》，作为“1941年人民运盐经验”的“材料”。
97。夸得过高，发表不好（读续范亭《赠毛主席》等）
［原文］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赠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敬礼！毛泽东五月十四日
——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致续范亭信
［解析］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军中任职。1935年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后，历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夏，因积劳成疾，赴延安疗养。这期间同毛泽东交往甚多，通信较频繁。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给他的信，便是答复他此前寄送给毛泽东的一篇“漫谈式”的文章和诗作《赠毛主席》的。其文现已难确定是哪一篇，但基本内容是“夸赞”毛泽东的，故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愿意把它当作“修省录”。其诗即见前引，毛泽东也是把它当作“座右铭”的。一诗一文，题旨相同，毛泽东读后，都谦虚地把它们当作激励自己的文字，而不愿公开，这说明他当时在处理个人宣传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
98。为什么会出现这篇文章（读王实味《野百合花》）
［原文］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有”吧？听候批判。
——摘自王实味《野百合花》［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143页）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3页）［解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在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反对王实味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受到批判，除了《野百合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诸如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办的墙报，弄到后来，还把他定为托派、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这样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被杀掉了。前些年，经过调查，证明说他是托派组织成员和国民党特务的事，不能成立。这些，只是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主要还是谈谈王实味受到批评的文章及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陕北立下脚跟后，一些文化人陆续来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涌来延安。到1942年前后，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致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这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会上，他就提出，“亭子间”的人和“山头上”的人要互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亭子间”的人到了“山头”以后，除了在文艺创作上要适应环境外，恐怕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适应延安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特点。按那时的习惯说法，就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思想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些争论，看了有关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都一一列举了上述观点，作了批评。与此相应，再一个方面，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延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1942年3月13日和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连载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据两个女同志的议论，意在说明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二、“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碰壁》的文章的观点，意在为青年人针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发牢骚辩护。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要是批评延安一些同志对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文过饰非的情况。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我们在前面摘引的，就是文章第四部分的一段。当时，批评这篇文章最多的，就是其第四部分关于等级问题的论述。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1945年提到这篇文章的那两段话，说的也是该文中关于等级问题的议论。同时，毛泽东还从当时延安物质缺乏，说明了出现《野百合花》的客观社会原因。不过，这里确实有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等级差别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很敏感的，引起领导人的格外注意，势所必然。后来再加上别的问题，对王实味作了很重的处理。胡乔木晚年说：“王的问题定性是错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后来，毛泽东也说过：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进读》下册第836页）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时，延安正在进行普遍的整风学习。到五月，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文艺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从而从政策上、理论上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许多
问题。
99。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检查作品（读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布1942年6月12日致罗烽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5页）
［解析］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很乐意同作家艺术家们交往，时常同他们交换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关注他们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阅读后在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心意识是希望他们树立新的文艺观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检查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和论文，来指导自己今后的写作。我们在这个条目内，集中叙述几例。
东北籍作家罗烽在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把自己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于1942年6月12日给他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封信。其中提到的“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是指罗烽发表子延安《文艺月报》1941年7月1日上面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1938年初，杂文家徐懋庸到延安。5月下旬，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同他就“左联”的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938年4月20日，徐懋庸在《新中华报》发表《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不久在陕北公学的一个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徐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
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给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的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写了这样一封信：
雪苇同志：来信及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
书。此复。致以敬礼！毛泽东七月十五日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信中所说的“提纲”，是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42年4月，毛泽东约何其芳等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到。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铜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100。对我也是上一课（读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原文］
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人类一切的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手本是劳动的器官，恩格斯却证明了它同时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的工作，人的手才达到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以致它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华尔得森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普列汉诺夫根据他对于原始艺术的精深研究，证实了劳动先行于艺术。鲁迅在《门外文谈》里浅显地科学地解说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