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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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情形而言，康有为对大同的描绘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人中影响最大。一刚他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兼一代思想大家的身份来倡“大同”说的；一则他“托古改制”，在原有的“大同”思想里揉进了许多西方新学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一刚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最为详细，洋洋20余万字，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是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3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他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更明显的是，他吸收了康有为慈悲救世才倡大同的思想，这在前面引述的那段毛泽东信中的话里即可知道。
《大同书》中的一些具体意见，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影响。我们这里仅举三条。
《大同书》说：“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寸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君子、小人“共跻圣城”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虽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会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是多侧面的。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又认为“大同”之说是“谬误之理想”。这与他立论的角度不同有关。在“批语”里，他是要力求论证世界差别的永恒性，论证人类思动、思斗的本性欲望来否定“大同”的，故他还说，“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但他并不否认，“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可见，作为人生哲学课题来探讨的“大同”，与作为社会政治理想来倡导的“大同”，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大同”之说作为社会理想和人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有价值的。故在写“批语”之后，他又构想“新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也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前面引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话就是一个例子。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本身及其《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并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本条目编写参考了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
24。越读越觉得有趣味（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译东1950年同周世刽的谈话（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76页注［1］
［解析］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据周敦元（即周世钊）回忆，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了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
在这本《伦理学原理》上面，留下了研究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珍贵资料，其读书生活及方法也可从中窥知一斑。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振荷恩，187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年后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1900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序论”仍用原名，“伦理学原理”改称“本论”。蟹江氏在日译本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所以翻译此书就是取其在伦理学观点上的调和折衷。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其旨也是重在调和。所以，毛泽系说它“是心物二元论”。
蔡译《伦理学原理》，分“序论”、”本论”。“本论”包括：导言“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二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第三章“厌世主义”，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第七章“道德及幸福”，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第九章“意志之自由”。全书共约10万字。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裸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分。
杨昌济将此书作为教材，只教了原文的一部分。毛泽东仔细通读，在上面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评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小七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小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充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重塑人心道德的精神。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很注重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习惯于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但他这时思想毕竟处于新时代来临前夕的转型期，因此，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调和基调，恰恰吻合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他当时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的条目，便着重介绍批语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25。吾国先儒之说与康德同（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自有其特殊之道德。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康德之意见。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8页）
［解析］
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常以他接受的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来进行对照、比较、发挥。泡尔生是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故毛泽东的中西对比，有时便具体为儒家思想同康德思想的对比。
上面的引文，说的是据康德观点，人类所谓道德的本义，在于人类理性，这是共性。但这种道德本性又因人困地以及因职业不同，又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这与中国儒家之说相同，是指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与儒家之说相同，还有好几处。
“序论”里谈到：“持直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举直觉论者之说”；“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渚阳卷》）。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也属直觉论。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说：“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Fichte）尤甚。”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国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乞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宋儒的“天理”，廉德的“先验理性”，在支配人们道德义务方面，确有相似之处。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在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说：“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即儒家之义”。泡尔生的观点是，尽义务的轻重缓急，依人与我的关系轻重缓急而定。泡尔生还打了个比方，说其他人就好像环列于“我”的四周，“我”对他们的义务，“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所及之率。”毛泽东说这与儒家之义相同，大致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些逻辑推论。
第七章“道德及幸福”说：“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引用了他的《希腊伦理学》第一章所收希腊的有关善人受赏、恶人受罚的论述。毛泽东则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同样论述，来加以对照。
以上几例，表明毛泽东青年时代，是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基础，来接受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的。
26。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