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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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国侵袭之咎，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既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子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既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没有本必然老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主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面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性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日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
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不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寄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仍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3—198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毛泽东当时的生死观。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引述了歌德（即文中说的“格代”）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毛泽东批注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这见解说得很好，意即人类生活、历史生活，都只能是从生死变易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没有生生死死，人们所营适的便是土石一般没有生命气象的生活。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着重谈到，死者如果尽其生活之职分，虽死无憾，因为人格的真善美的价值“固不随之而俱死也。”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根据物质和精神不灭的道理，提出一个说法，人类无所谓生死，只是物质与精神的“团聚而已”。因此，死亡不可怕，而且还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人生境界。为什么？
（一）人生的存在形式，是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衰老死亡只是它们的解散而已，而且，重要的是散于此，聚于彼，死于此，生于彼。生不算生，死不算死，“有何可惧焉？”
（二）人生以外，尚有各种世界，人们在这个世上有了种种经历之后，还应该“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没有这种运动变动，老是呆在一种世上，永远经验一种生活，“有何意味乎？”
（三）怕死的人，大概以为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问题在于，“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再说，以理推之，死也未必痛苦。生与死为两大境界，从这一境界走向另一境界，是一个嬗递渐至的过程，就像人们寿终正寝那样，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有何痛苦哉？”
（四）人生来就有对未经过的事情具有好奇心，我们常因种种奇怪的意外的事情而感到好奇、兴奋，抵不住诱惑，而对于死亡这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何独不之好乎？”退一步讲，死亡即使有痛苦，死亡的世界即使路途黑暗，但我们并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知道的，“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遇？”
（五）的确，从生到死，变化确实巨大。但这种变化不仅不带来痛苦，而且还是“甚可贵”之事。首先，只要明了从生到死的变化是自然规律，是必然归宿，死亡之事“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其次，人生在世，”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人生所不能遇者，乃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
于是，由生到死的巨大转折，在青年毛泽东的想象中，呈现出一派壮美的境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上述生死逻辑，颇有些像庄子的齐生死之论。但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人生观的表达，并且在表面洒脱的长歌中，隐然有一种大悲哀、大忧患。而青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则远远超越了悲剧气氛，把生死之变，视为对宇宙规律和人生真谛的（当然不是科学的）把握，从而体现了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青年毛泽东形成上述乐观豪迈的生死观，与他在时空观上，承认空间、否定时间的主张；在人生观上，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与幻想未来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内在联系。
在另一处批语中，他提出，所谓时间，“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由此证明，本来就“无所谓时间”，人们所说的时间，无非“空间之运动也”。如果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勉强的、片面的、主观的。人类只生活在现在，“处处皆现实”，过去的生活也是现实，未来的生活也是现实，事物的转化，人世的迁移，只是个空间问题，只是个成毁问题。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死亡。
一旦把时间和死亡视为空间的扩延迁移，在主体心理上所唤起的，就是直面空间物象，无视前古后今的现实主义态度，就是极目汗漫广漠的宇宙，置身其间的宽阔胸怀和崇高意识。于是，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得到一个别开生面的，天地悠悠唯我独在的境界，请看青年毛泽东的描绘：
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37。吾甚盼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甚，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性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有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蛮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默，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9—202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毛泽东把他的生死观推及到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存和毁灭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一个人来说，既然无所谓生死，那么，扩而言之，对世上一切事物来说，也自然“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例如，人们常说，国家“灭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国家现象发生了“变化”，因为其土地、其人民“未灭亡也”。他还举公元前5世纪欧洲的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演变成今天的德意志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日耳曼部落的“变化”，形成了今天强大的德意志。可见，“变化”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提出国家、民族无所谓生灭而只有变化，具有强烈的现实动因。这就是他在批语中说的，他曾经忧虑“中国之将亡”，但新的生死观使他“今乃知不然”，“无忧也”。国家民族永不会灭亡，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在“变化”中更加强大起来的问题。泡尔生谈到，“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与时俱增。”毛泽东批注说：“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这就是“变化”来临前的征兆。毛泽东说的“变化”，不是自动的，而是人们的主动行为，即“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他当时对中国的设想，就是“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由此“染而新之”。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毛泽东在批语中不惜宣称，“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一信念无疑在后来转化为他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豪情。
38。人格里的自然冲动与义务感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不尝于其第四章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贴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是之于训练及习惯者，不免日访惶于两冲动之间，达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子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的笔记和谈话］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若本可不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他，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馈，矫枉过正，乃有不循目然与冲动反对之享，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地的【者】，空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08—211页）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里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格道德中义务感情的起源，他首先引述了达尔文在《人种原始论》（全称应为《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