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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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都是在封建主义压迫，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西家内，由先进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
毛泽东为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家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牲利的。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俄国的经验，而是在汲取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
10。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产生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摘自毛泽东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大段话：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现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974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有关小生产经常产生资产阶级，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要求“写文章”，“使全国知道”，就是《决议》里说的，对列宁在特定的俄国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某些设想和认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一个例子。
列宁在书里讲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政权不稳固，国营经济很薄弱，物资奇缺，加上富农和一些投机商同苏维埃争夺粮食等各种物资，因此，那时富农和投机商贩是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敌对方面的。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不是指小生产的全部，而是指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后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正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列宁20年代讲这个观点时的社会条件，与我国70年代的社会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谓“小生产”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因素。商品交换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方式。毛泽东本人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就反复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分析毛泽东1974年的这段话，就不得不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来展开了。
当我们仔细考察毛泽东的这段在当时被舆论渲染得热热闹闹（而且由此在全国农村引发一阵阵纷纷扰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动作）的“最新指示”，就会发现晚年毛泽东认识上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小生产、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界线，搞不清生活作风的浮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有今他担心的“不好”的倾向，都一股脑儿地算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头上。我们似乎还可以从中看出浮现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那片越来越浓重的阴云，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他“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然而他又难以正视和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并觉得“敌情”愈来愈严重，不仅小生产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连工人、无产阶级也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共产党内部也在产生资产阶级，最后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似乎已经感到被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包围了，对阶级关系的估计越来越发生错误。他不知道某些别有用的心人在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狂风恶浪，他一向热爱的农民兄弟手中最后的一点点鸡鸭猪羊，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阵扫掉。多少农村生产队从此再也见不到现款。这当然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无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他就知道了全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恐怕他心情的悲哀就远非我们今日所知晓的那个状况。
1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摘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69页）
［解析］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在1918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载于1918年11月6日和19日《真理报》第241号和第250号。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从这篇文章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对这一问题“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并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的确如此，毛泽东从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起，就已经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规定，认为中国革命是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作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是发动广泛的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的革命。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不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才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后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世界革命有两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为标志，在此以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此以后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2。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衣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着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摘自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革命转空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页）［解析］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一个演讲。这一演讲随即于4月下旬15月中旬分7次连载在《真理报》上。在这个演讲中，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曲解，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号召。后来它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教材。《论列宁主义基础》于1927年由瞿秋白翻译，长江书店出版，是斯大林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