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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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想理要求，更无其他。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封建经济。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摘自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伦理本位，是《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旧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概括。所谓伦理本位，是指伦理关系在人们的各方面社会关系中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梁漱溟从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一一作了批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分歧的焦点，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伦理关系这一特点，说到底，即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以及阶级剥削。由于梁漱溟过于注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看不到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不平等关系这一共性，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经济关系上“皆彼此顾恤”，政治关系上“家庭情谊化”。这些论点，也是有片面性的。毛泽东的批语，则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梁漱溟也不是不承认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存在，但为了说明“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不属于这种情况，他在书中又着重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身份变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进而提出了“职业分立”的概念。毛泽东对其有关论述，也作了批语。
　　梁漱溟说：“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有构成两面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为什么无此形势？有三点可说：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毛泽东对这段特别是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垄断的三个原因的批语是：“百分之七十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剥削。”
　　梁漱溟接着说：“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在这段开头几句说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土地已难垄断”旁边，毛泽东批道：“否”，这也是后来的事，从前衣奴制不然。接着又在中国未能进入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旁，分别划了两个“？”号。在“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传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几句旁，毛泽东又批道：“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梁漱溟说：“所有官吏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制度而来的；而士人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亦不过是一项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参预的机会。”
　　毛泽东批注说：通是不对的。
　　最后，梁漱溟在“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一小节中谈到：“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化的，钱多用在消费上。”
　　毛泽东批注说：“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这几处批语，三言两语，平实出之，切中要害，鲜明具体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看法。　
42。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低（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吗？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此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合；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老又大，又大又老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者社会，忽尔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中西方文化相遇，中国遵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主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帐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能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
　　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比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摘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近代以来，在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环境中，中国出现了危机。问题出在哪里？这首先涉及到认识方法问题。对此，梁漱溟在书中说：“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的批注道：自然同社会都是变的。要从历史发展看，不要从一时静态上看。要紧的是事物间关系，而不是事物；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看来并不反对梁提出的考察思路。从历史变动的角度，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并从中抽象出规律的和本质的东西，他们两人的看法是相近的。这样，便涉及到怎样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落后。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中国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西洋人过来”，使“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所致，毛泽东把梁的论述概括为：“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没有作批评之语。
　　梁著还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毛泽东对这两段话的批语是，“不是少了东西，也不是多了障碍，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就有分歧了。
　　梁著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的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者说中国就没有政治。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梁漱溟的根本意思是，文化危机失调表现为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又来自政治制度的中断，使社会失去维系的核心。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针对梁著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的最高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这是结果，是表象，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强列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按毛泽东这个思路，中西方两种社会文化在碰撞比较中的高下差异便不言而喻了。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适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并以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后常常被同化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又说：“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来“甚高”，并旦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使老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而在外来文化的侵入了；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究竟怎样结帐也未可知。对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眷恋，跃然纸上。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注可知，他不同意梁的这个观点。的确，历史上一些外族侵入，都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了，但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已然不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故毛泽东批注说中国社会文化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如果说最终结果还待来日的话，那么，只有“更高者能胜之”，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只能陷于更大的失败。　
43。摆脱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出路何在（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他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1978年法国革命爆发，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
　　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在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亦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摘自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很推崇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其“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也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