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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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把它列为各界的必读书，累印至近百万册。这个时候，正好共产国际经过协商，自行解散，一些反共分子又企图借此事件给共产党一击，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谈到《中国之命运》。7月，他又修改审定了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19日、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示把陈伯达的文章登在《解放日报》，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还要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陈伯达的文章，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7月21日致董必武电）此外，毛泽东还为《解决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1943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除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外，还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
如果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比较集中于国共两党在思想体系方面的对立与分歧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则更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直接指向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所以，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特别阐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的总结，也是对蒋介石鼓吹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中国之命运的系统论述。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
46。让整个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合现实（读1952年1—3期《学习》杂志）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们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摘自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
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超过这个限度（指《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引者注），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摘自毛泽东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2页）
［解析］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一个半月刊。1952年年初，在对一些资本家进行“三反”、“五反”的运动高潮中，该杂志接连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从思想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第1期上的文章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2期上的文章有：《驳资产阶级的谬论》、《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上的文章有：《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文章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有的文章否认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认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积极的一面：有的文章把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混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来进行批判；由此，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不允许有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存在的倾向，从而与《共同纲领》的提法发生抵触。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于1958年创刊之前，《学习》杂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的和重大理论性的文章。因此，毛泽东很注意阅读这个杂志。他在读了上面那些文章后，立刻感到有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片面性，于是提出了批评。
3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除了加写了前面我们引述的那段话外，还改写有这样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毛泽东说的这种“错误思想”，既体现在一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身上，自然也体现在一些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而发表的文章里面。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点名，但与他读到的《学习》杂志第1、2、3期上的一些文章，是有关联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负责人于3月29日就《学习》杂志第1至3期上的一些文章的错误观点，写了一个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该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西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读了这个检讨报告后，为了用这件事情更广泛地教育全党，决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还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以党刊上登载。”所署时间是“四月四日”。毛泽东对这个检讨报告还作了些修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这里说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于4月10日出版的第4期上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4月间，毛泽东在批转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时，还写了一段批示，对《学习》杂志上一些文章的错误内容，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在现阶段，“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这些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应该说，这个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为当时统一党内思想，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由于揭露了不法资本家的许多犯罪事实，不仅在党内产生了要求整个资产阶级接受工队阶级基本思的倾向，而且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这种倾向也有反映，对此，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态度是相当冷静的。他对有这种倾向的民主人士耐心做说服工作，对黄炎培即是一例。
1952年9月4日，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先生，将自己准备在当月民建北京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改。这个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给黄炎培写了这样一封信：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我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信中再次提到《学习》杂志上的文章的事情，进而对他此前提出的现阶段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基本思想的观点，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
据《毛泽东书信集》的编著者在注释中说，毛泽东这封信中提到的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也主要是体现这个观点的。例如：（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47。对读者帮助很大（读李达《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4年12月28日致李达
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解析］
1954年10月，以《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为发端，全国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广泛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等等。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写了两篇文章——《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于1954年12月20日一并寄给毛泽东，毛读后“觉得很好”，于28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回信，特别称道《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该文3天后便在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适思想批判》后来发表在1955年1月号的《新建设》上面。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共9000字左右，主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文章认为：个人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社会观，是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他倡导“多研究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