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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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回忆中可知，毛泽东很重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集中兵力的论述。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了翻译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1939年7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7期刊载焦敏之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俄文版序言》，第12期和次年第1、2两期连载了何思敬的《列宁与克劳塞维茨》；该杂志社1939年10月出版杨作材译《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40年11月出版夏光伟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附录》。这个时期，《群众周刊》3卷22期、4卷9、15期连载傅大庆译“战争的重要原则”、“胜利的顶点”、“战争政治的工具”等章节。1941年8月，八路浑军政杂志社重印了瞿寿娟译《战争论》的全译本。这些文章，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关注到，说不定他从中也会获得有益的东西。当时，正处于国内战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主观和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毛泽东深入研究和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并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及时用来指导战争的实践，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有关史料记载，蒋介石也曾专心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较量，最后终于被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打败。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毛泽东于1960年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你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我也读过。他（指克劳塞维茨——笔者注）说，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对此，毛泽东研究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曾回忆说，毛泽东熟谙中外军事理论，“60年代初，他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同时，他还向蒙哥马利介绍了中国的孙子兵法。”毛泽东还于1975年秋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过：“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遗憾的是，施密特打断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时，也特别提到了《战争论》。他说，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并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非常谙熟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夏征难《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5。军事武器的历史作用（读恩格斯《反杜林论》）
　　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兴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暴力论（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个时候，各个部落之间打仗抓了俘瞄，只知道杀掉，后来才知道可以不杀，让俘虏劳动，把俘虏当牛马使用。这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比原始并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到现在只不过四千到五千年，那时是青铜时代，学会了炼铜和炼锡，用来作工具和武器。新式的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要镇压奴隶，就要建立军队。
　　铁器时代更晚些，在中国是秦、汉时代。用铁作箭头、刀、矛，那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冷武器当然很不像样子了。
　　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车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
　　——摘自毛泽东1964年2月9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杜林认为，政治关系“是历史上基础的东西”，“经济的存在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因此，“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几节，便是批判杜林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的。军事战争是最高的暴力，恩格斯恰是素养精深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在“暴力论（续）”这一节里，他以军事武器的进步发展在欧洲近代史上的特殊作用为例，来说明“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武器的生产”是政治暴力胜利的基础，进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经济力量”、“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恩格斯的军事思想里，不仅仅武器装备依赖于经济实力，而且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乃至整个战争形态，归根结底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恩格斯曾以拿破仑的军事体系为例，指出“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已经给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在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战法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具体论述了轻便火炮和步枪的使用，给拿破仑军队在作战方式上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毛泽东读《反杜林论》，注意到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因而在谈到武器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很自然地引了出来。一般说来，在看待军事、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中总是通过战争的纷繁复杂的制约因素，强调经济因素是终极原因。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在建国前的军事论著里，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大特色，是突出政治的中介作用，强调经济基础通过政治的中介决定战争，或反过来着重阐述进步的革命的战争直接摧毁腐朽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结构，进而或者为在旧社会中已经诞生的新经济结构的发展开避道路，或者帮助建立崭新的经济制度，进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研究战争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及两者分别对战争形态的制约上，恩格斯特别重视生产力通过武器装备的途径对军队结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原则的演变的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即军事斗争首先是争取政治上的生存，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而又一时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只能突出人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注重经济基础和武器工具叫战争的终极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一旦他从宏观上来考察这一问题时，他的观点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1964年2月9日的这段谈话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结合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军器发展情况，结合读《反杜林论》的体会，来印证和发挥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最后指出：“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的这种唯物求实精神就更为显著。在解放战争的大歼灭战中，他总是强调要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包围并歼灭敌人，这种优势不仅是士兵数量上的，也是武器上的。　
五、经济篇1。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本书（读马克思《资本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他从1843年秋天研究经济问题起，到1883年3月逝世止，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该书分4卷：第1卷于1867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主要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于1885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8份手稿整理而成，主要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于1s94年出版，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编辑而成，其中一部分是恩格斯增补的，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4卷叫《剩余价值理论》（又译为《剩余价值学说史》），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后人编辑出版。第一个版本是由卡尔·考茨基编辑，于1905年至1910年分3册出版；第二个版本由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于1954、1957、1961年分三册出版。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阐明了剩余价值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化的规律，创建了严整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毛泽东几次谈到《资本论》，着眼于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其次，马克思本人“同时是哲学家”，“有辩证法的武器”；此外，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到，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与他“调查”论敦图书馆的“材料”是分不开的，即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介绍，毛泽东曾多次翻阅过这本书。什么时候读的，他习惯于写上时间日期。目前看到的有4个日期，主要在50至60
　　年代。不过尚未看到具体的批语。　
2。基本正确，引人注意（读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摘自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1958年11月致吴冷西信中为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
　　［解析］
　　张春桥文章中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时提出来的。今天，通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要记住其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两人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在淡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他在世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一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这两个时期，他都强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却是立足现实的需要来理解和发挥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和发挥，也是如此。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本意是加速发展生产力。而他的基本思路则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