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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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6。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读戴圣编纂《礼记》）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摘自戴圣编纂《礼记·杂记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
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21页）
［解析］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前面所引的一段原文，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他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读了《礼记》这部书。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便引用不少《礼记》中的话。前面引的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不行的道理。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会，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
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7。普渡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读《六祖坛经》、《金刚经》、《华严经》）
佛（释迦牟尼——引者注）言：“善哉！善载！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摘自《金刚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他（毛泽东——引者注）回顾了中印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天团结一致的反帝斗争中达到了高峰。他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的故事。
——摘自［印度］巴苏《革命兄弟的友谊》（见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8日同西藏达赖喇嘛的谈话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引者按：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0月22日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
＇解析］
上面的引述，是毛泽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分别会见印度外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时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读过一些佛教经典。1959年10月1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基督教的《圣经》的。
其实，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署假斯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经问题。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憎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奖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知识感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地中央常委的陈铭枢，将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毛泽东六月十二日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同达赖、斑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4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加牟尼讲经分3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在1961年1月22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很值得一看”的《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于弘始四年（402）译出。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于后秦弘始三年（401）来长安后，和弟子一道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所译《金刚经》，是由佛的弟子阿难记述释迦牟尼世尊与须普提的谈话、问答。该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相，以大乘为教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前面引述的一段原文，据张文修、邸崇仁编著的《金刚经》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解释，大意是：释迦牟尼认为，妄想之心（错误认识）的产生，在于执著于现象的差异，菩萨们如果要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果菩萨心中还有自我、他人、众生、长寿者的相状，那么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菩萨，只有不着于相，才能降伏妄想之心。为了说明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