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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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条目开头引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他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读了“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这木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误记出在伦理学与论理学之间。伦理学是关于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也称道德哲学。毛泽东早年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书，还作了很多批注。论理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它是关于思维（及其表达）形式的规则的科学。当时的学术界，把这门科学称为论理学，把形式逻辑称为“形式论理学”。
西方的逻辑学传入中国后，对于Logic这个术语，曾有过多种译法。最初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译作名学、辨学，《名理探》、《穆勒名学》便属此类。“论理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中国学术界借鉴了这个译法。30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个译法。那时也有译为“理则学”的，孙中山就十分推崇这个译法，他说：“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孙中山选集》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其实都属于意译。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他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第29期上，署名民质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倡议将英文的“Logic”直译为“逻辑”。但是，到30年代，学术界还未普遍采用。斯诺记录那次谈话所使用的是英语，在英语中，伦理学（Eihics）与论理学（Loogic）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国人来说，则只有一字在发音上有平仄的差别。听者辨音不准，就可能造成误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今译弥尔·密尔（1806—1873），史称小穆勒。他确有化理学方面的著作。小穆勒在其父老穆勒即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精心培养下，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广，著述甚丰。他不仅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毛泽东所说的时间（1912年）以前，穆勒著作的中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穆勒名学》（原名为“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lnductive”，宜译应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最先由金陵金粟斋1905年出木刻本；另一种是《群己权界论》（原名为“OnLiberty”，今译为《论自由》），这是一部社会政治方面的书，最先是由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这两部书均为严复所译，在辛亥革命前后流传颇广，影响也很大，它们都可能被毛泽东读到。
《逻辑学体系》于1843车在伦敦出版。全书分6卷：名词及命题，推理，归纳，属于归纳推理的一些方法，谬误，道德科学的逻辑。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只译了该书的导言。第1、2卷和第3卷的前13章，该书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中关于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很有建树。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载《中国哲学》丛刊第2辑）19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1902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他说的4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10。为学之道在是矣（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
［原文］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摘自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第三《喻术》，则隐括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瞀》，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法，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逢，一视其人之所落后［邂逅］。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之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实］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摘自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宫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竞，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宫》，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音智絯，心物相对者日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特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24页）
［解析］
斯宾塞（HerbertSpencerl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早期进化论者，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从1858年起，他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一套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概括人类一切知识的“综合哲学”著作，共10卷。其中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其《第一原理》是综合哲学体系的基础，其余各卷都是把《第一原理》中所阐述的“公理”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发挥。其中《社会学原理》（《TheStudyofsociology》）出版于1873年，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共16篇，严复所译篇名依次为：“廷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斯宾塞很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门学问，并且反对专而不通。这也是毛泽东读《群生肄言》的主要心得。
毛泽东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时候。他当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便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13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讲堂录》中所记“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便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曲乎直首，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1914年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经常向比他大3岁的老师黎锦熙请教治学读书之道。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是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斗八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该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主。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棍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黎锦熙日记里几次谈到《群学肄言》，他本人当时也正在研读这本书，故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的“缮性”一篇。
斯宾塞在《群学肄言》的第五至第十二篇这八篇中，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如“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等等。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纳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助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82—83页）
毛泽东遵黎锦熙所嘱，不仅着重读了“缮性”一篇，而且把全书又读了一遍。于是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已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学长萧子升，谈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很是推崇《群学肄言》的见解，认为“心习将，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又说，“三科习，而后三难法。”
毛泽东读《群学肄言》后的最大收获，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这一点，在青年时代的文稿中经常谈到。就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这封信中，他在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缺陷时说：“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所谓学拘，就是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知识面中，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样做学问，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读了《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把自然科学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和著科博物学即生物学）。他认为，玄科、间科分门别类地教人以各中法则，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和规律，而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会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群学肆言》第252页）斯宾塞尔反复强调，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他在1915年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