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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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无无量之物——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二节“发展之量的规定性”中首先说明了事物的量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量的规定性，这种量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之一。我们头脑中有关量的各种观念，并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对客观事物的量的客观性的认识和反映。如果认为量是主观自生的，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那就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里的阐述表示赞同，写下“世无无量之物”的评语。事物具有量的规定性，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注意认识和把握事物的量。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要“胸中有数”的方法。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2—1443页）
39。质不同，量也不同（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量与质，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着的东西。
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规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公千）去测量，人的寿命不能用启罗格兰姆（千克）去测量。资本主义，描画着腐朽的曲线而发展；苏维埃制度，描画着成长的曲线而发展。过程之量的规定性，其发展的期间及速度。依存于过程之根本特性，为过程之质所规定——这一层，从前面关于质的陈述看来，是不难理解的。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之特殊的量的规定性，都为那事物的质所规定。——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不同过程，量也不同。布匹、人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量之发［展］都不同。
量的发展速度，依质的情况而不同，质规定量。
任何过程量的特殊发展，为特殊的质所规定。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1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述了质与量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量是由质决定的，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质，决定事物量的不同。量是事物共存的一个特性。但由于具体的事物的质是不同的，因而具体的事物的量又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质的量。《教程》枚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例如，布匹的长短要用米来测量，而不能用体积的量来衡量；人的生命的量是表现为活了多少岁，而不是用重量单位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量的方面表现为日趋腐朽和没落，而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则表现为日渐成长和壮大。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文字时，一边在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上了杠线和浪线，有的则加了圈点，一边则在书的空白和行间处写下了上述批语，重述了书中的要点。毛泽东还在《教程》中批评孔德拉季耶夫、克鲁曼、查亚诺夫等经济学家混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区别，认为苏维埃经济不会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快的错误观点的段落旁边，批下“红白军质不同，量也不同——行军速度、任苦程度、作战力量。”“国共两党，质不同，量也不同。”“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等评语。毛泽东还在后面的有关段落旁边批下“新理（质）规定了新量的发展”，“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的质，规定了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大量的扩大红军，发展农业经济与合作社”，“和平与民主政策的结果，使得抗日力量大为增加”，“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全国各方面的发展，将不可限量，故必须量与质之联结”。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对质与量的关系的理解与阐发。不同的事物的质，决定着事物的量的性质和形式不同，这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区分事物的质，然后再考虑事物的量的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3月写下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要“划清两种界限”。他说：“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系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革命发展各阶段的矛盾的特性，从而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但是要做好确定事物的质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毛泽东在50年代末以后，逐步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确认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种对事物性质的错误判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一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40。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新量变（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如上所述，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量这两个方面，在客观的现实上，是在统一之中被给与着。质在量之中发展，即一定的，特别的，被规定了的过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或要素发展。量，特别的被规定着。过程发展其一切方面而转化为其对立物。过程之量的增大引导其自身转化为新质。——量转变为质。
另一方面，新质的生成，同时就是新量的发生。——质转变为量。
恩格斯把由量到质的转变与由质到量的转变，认作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他说：“这个法则，为着我们的目的，可以这样表示出来。即，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依着各个场合中正确的被规定了的方法——物质之量的增减及运动，才能发生。”
无论观察任何过程，过程之量的增大部引到新质。在气压不变的情形下，温度降至摄氏零度，水变成冰；温度升至摄氏百度，水变成蒸汽。
如达尔文所证明，有机体中渐次的量的变化，引到有机体中之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独占之量的增大及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并行，导入了资本主义之新阶段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苏联，贯通于国民经济全线之社会主义要素的成长，引起了由复兴期到再建期的转化。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质在量中发展。
量发展便变为新质，新质发生，新量也发生，质变为量。
只有依量的变化质才能变化，也只有依质的变化，量才能变化。
人多成王。温度增减成固、液、气。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则否。英勇［雄］无用武之地。有机体。帝国主义。苏联经济。民主运动。抗日运动。长铀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
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6、57、58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过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作者论述道：任何事物都是质量的统一体。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量的变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使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新质的出现后，又开始了新的量变的过程。事物的发展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再在新质基多出上开始新的量变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作者在文中引证的恩格斯的语录的新译文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作者引证了水在温度中的变化而变成冰或蒸汽、达尔文进化论的成果等来论证了这一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在读这些段落时，在重要的句子下面都划了几道杠线和浪线。他不仅把该书的重要观点抽出来批在书边，而且用中国的一些古语来解释书中的哲学观点。他写下了“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贯”、“韩信将兵”等语来理解和说明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人多成王”，这句成语说明，人多，则势众；就如同一根筷子，常人可以轻易折断，而一把筷子，则就折不断了。“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出《韩非子·五囊》。其字面意思为，衣袖长了，跳起舞来方便；钱财多了，好经商。“韩信将兵”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成语。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可以打胜仗。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语，可以便人们通俗地、亲切而生动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41。过程与阶段有区别（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各过程之量的增大，受那过程的构造所规定。各以独特的方式显现。苏联向社会主义的推移，向过渡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转化，也各以独特的方法显现着。
所谓量到质的转变，就是一定的质及其量的规定性，同时转变为具有别种量的规定性之别种质。
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
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到新型式的规律性的转变。反之，质量内部的转变，例如由单纯的资本主义协作转变到工场手工业，更进而转变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乃是质量之特性的发展，乃是质量由一阶段到他阶段的转变。各阶段，使从前阶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发展着，并且添加几多新的方面和属性，而与从前的阶段有质的区别；但是，截至某一定的瞬间，还没有引导到全体的质量向新的质量之转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间的转变的方法。
过程间的转变与过程中的转变之区别。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过程与阶段的区别。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第58、59页）
［解析］
毛泽东这几句评语的中心意思表明，在事物发展中，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这标志旧过程的结束，新过程的开始）同在一定限度内的量变所造成的事物的阶段性变化（现在我们称之为部分质变）之间是有区别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一个内容：即在一限度内的量变会引起事物在根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发生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或称之为阶段同过程（即旧质结束，新质出现）是有区别的。作这种区别是必要的。作者枚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简单的资本主义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进而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个阶段的例子，在这几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生产方式的表现的形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却有不同的特征。
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时，是非常留心的。他在我们这里引出的几段原文的头三段旁边都各批了一个“对”字，表示对作者论述的观点的同意；并在我们这里引出的前二句评语的边上各加了一个方框；他还在文中重要的命题判断下面加了杠线和浪线；在有的标点符号旁边，又加了句逗。可见他读得认真。他在读的过程中，很习惯地又联系起中国革命的实际。他在我们这里引证的原文的第3段和第4段之间加了一段批语，说明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诸多的发展阶段，每阶段内还有小阶段。在他看来，区别这些发展阶段，认识各个发展阶段事物根本性质的新变化新特征，对于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是到关重要的，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十分重视局部质变或阶段性变化在革命中的作用。他于1950年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在1938年写下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曾运用了这一思想来分析战争的形势。他说：“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0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十分精彩地分析了中国由战争开始时的劣势到平衡，再到占居优势，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然性。然而，中国的劣势如何变为平衡，再变为优势呢？这就是毛泽东论述的，即在劣势的情况下，由于种种经济、政治的原因，中国人民可以首先在局部取得优势，给敌人以打击，最终，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