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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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此城市的规模比较小。《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测量、建造）国（京城）方九里，旁三门。”方九里，指城的每边九里，即九里的平方。据说当时以五步为三丈（双足各跨一次为一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则古里小于今。《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诸侯下属的城市）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诸侯国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这里说的百雉，只着眼于长度。百雉为三百丈，既然是三分国都之一，则国都每边应为九百丈，五里。如果《考工记》和《左传》的记载可靠，估算起来，周天子的京城约相当于北京的皇城，诸侯（例如郑国）的国都则略大于故宫。
到战国时期，城市日趋繁荣，面积扩大，例如《史记·苏秦列传》上说齐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七万户的人口总有三十多万了，其城的规模可以约略想见。又如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城址为两个方形的不规则结合，东西约八千三百米，南北约四千米，与明清两代北京的内城略同。
从已发现的战国诸国的城市遗址看，城的四周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有的还有通贯全城的中心街道和与之垂直的若干小街，说明当时的城市已经开始有较为统一整齐的规划了。
汉代首都长安，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也由于地势南高北低临近渭水，因此城墙的形状不规则，历史上有名的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角，长乐宫位于东南角。长乐宫先成，为汉代最初政治活动的中心。《史记·叔孙通列传》：“汉七年（即高祖称王的第七年，称帝后的第三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汉代以十月为岁首，参见第二编）。”又《史记·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阙：这里指大门，详下），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重威”是壮其宫阙的目的之一，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统治者的建筑原则。未央宫虽成，但刘邦在位时却仍在长乐宫居住、理事。例如《淮阴侯列传》载吕后要杀韩信，便与萧何设计，“诈令人从上所（皇帝那里，指刘邦平定陈豨叛乱的前线）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dài，代。骗）信曰：‘虽疾（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而刘邦最后也死在长乐宫中。及至惠帝，七年后就是在未央宫死去的了。《文帝本纪》：“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文帝为代王时在长安的官邸）。皇帝即日夕人未央宫。”大约从惠、文之际，宫廷的活动中心即转至未央宫。
汉代的长安，确立了首都以宫城为主体的规划思想，这一原则一直为历代帝王所遵守，但各个朝代又都有所改变、发展。例如西汉宫掖全在长安城的南部；东汉建都洛阳，则城的中心建南北二宫；曹魏经营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东北），以一条大道东西横贯全城，宫城建于大道之北；隋唐的国都建在汉长安城的东南方，全城成规则的长方形，宫城设于城的北部中央，宫城以南又建皇城，以后又在城外东北方建大明宫，城东建庆兴宫；北宋的都城是汴梁（今开封市），城有三重，城墙内有内城，宫城设于内城的中央，这样一个格局也为后来明清两代所沿用（内城则改称皇城）。
历代帝王除了注意宫城的规划建筑外，同时也逐渐注意到平民住宅区、商业区和街道的规划布局。
汉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九府、三庙、九市、一百六十闾里，但却分布在城南北部的几个宫城周围，可以说，这时帝王与平民是“杂居”的。东汉的洛阳被宫城一分为二，东西往来不便。邺城则有所改进，城的北半部为贵族区，宫城西边为禁苑、仓库、马厩，东边为王族居住区和官署；城的南半部为居民住宅区。历史上有名的铜雀台在城的西北方。隋唐时期的长安有了进一步细致的统一规划，把城中除去宫城、皇城的所有地方，整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每个里坊呈方形或长方形，并各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坊有四门、十字形大街或两门、一条东西向横街，有许多较窄的小巷与大街相连。城的东部和西部各设一市，筑有墙垣，约长四千米，四向开门。宋代汴梁的道路、建筑也很整齐，据说城内共有一百二十一坊。
上述的城市格局，在古代诗文中都有不少反映。例如班固《西都赋》：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金城：形容城墙的坚固。呀：大而空荡的样子。池：护城河。三条广路：长安每面城墙各有三门，每门有大道相通，总计十二门、十二大道。间：里门。阎：里中门。隧：市场中的路。阗：同填。郭：外城。廛：市场中的房舍。）又：
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设壁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周庐，指设在宫城内四角的房屋，为宿卫官兵所居。徼：jiào，叫。巡察。徼道：军队巡逻所走的道路。绮错：像绮文那样纵横交叉。辇路：皇帝车辇所走的路。修：长。除：陛阶。桂宫：汉武帝所建的宫廷群体建筑，在未央宫以北偏西。明光：桂宫内的殿名。隥：dèng，瞪，同墱。陘道：阁道，架在空中的通道。墉：城。掍：hǔn，同混，这里指通达。建章：汉武帝在城外西郊建造的宫院，与未央宫隔城相望。凤阙：建章宫东门外之阙。觚棱：阙角上的瓦脊。金爵：金雀，房顶上的铜制鸟形装饰物。）
又如白居易《晚出寻人不遇》：“轻衣稳马槐阴下，自要闲行一两坊。”这是说所居相距不远。现在北方把邻居叫街坊，也就是同街同坊之意。唐代设有教坊、作坊。教坊为俳优杂伎教习之所，是音乐歌舞等艺人集居之地。作坊本为给皇室制作用物的手工业工厂。杜甫《陪李金吾花下饮》：“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诗中虽未涉及城市建筑，但却反映了当时坊街生活的制度。汉代设执金吾，禁止夜行，后代基本沿用。唐代各坊之门入夜紧闭，禁止出入，大道及坊内均有人巡逻察夜，杜甫即就此而与李金吾开玩笑。
３．庭院
先秦的庭院情况，我们可以从文献对人物活动的描述中体会出来。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吴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夫差）刺杀吴王僚：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堀室：地下室。甲：甲士。及其门：指从道上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门前。铍：pí，皮。剑。羞者：进献饭茶的人。献体：脱光衣服。坐行：跪行。及体：指铍达到羞者的身体。相授：递给王左右的人。）又《公羊传·宣公五年》载晋灵公派人刺杀赵盾事：
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入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窺其户，［盾］方食鱼飧。这两段记载，准确地勾画出了春秋时代贵族住宅的大体轮廓。
住宅用墙垣围住，垣有门；门内有第二重院落，第二道门较小（《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Wéi，围），其小者谓之闺。”）；主人起居的建筑中最前面的是堂，堂前有阶，堂后有户，由户通室，室中布席。因而吴王僚的警卫人员所站的位置为道一门一阶一户一席；刺杀赵盾者的行动路线是门一闺一堂一户。
现在我们依次对住宅的这些部位略加叙述。
周代的大门一般是三开间。《说文》：“闺，特立户也。”所谓特立即独立，也就是只有一个门。这是与“门，闻也”相对而说的，闺是特立，则门非一间可知。三间中当中一间为明间，为出人之门，左右各一间，类似后代的门房、传达室，叫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过去私人聘请教师来家教授子弟叫家塾或私塾，可能即由于最初以塾为教室。门字在这一时期专指大门。《说文》：“门，闻也。”段玉裁说：“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许慎是以音近的词指出门的功能：门是阻止外人进入的，要进，需要“传达”。《尔雅·释宫》：“门谓之閍。”（参阮元说改）閍音fáng（防），得义于防，这是着眼门的防卫作用。有人说阅为庙门，其实最初人之所居与鬼神所居无别，门的名称也不妨相同。《释宫》还说：“正门谓之应门。”前人说正门即中间一层门，并无确证，所谓应门，即于该处呼唤，里门应之的意思，与“门，闻也”的用意一样，指出了大门的作用。
门内为庭．即院子。讲究的住宅还要设一道二门，即闺，又叫寝门。《左传·宣公二年》：“［鉏麑］晨往，寝门辟矣。”又《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鬼），被发及地，搏膺（胸）而踊……坏大门，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可见闺、寝门在大门与居室之间。《左传·宣公十四年》写楚庄王想伐宋，当他听到派往齐国的使者被宋人杀死、有了伐宋的借口后，兴奋得立即起兵：“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及：指仆从拿着屦、剑、赶着车追上楚庄王。）杜预注：“窒皇，寝门阙。”即由堂至寝门的甬道。
大门与二门之间的院落为外庭、外朝，二门以内的院落为内庭、内朝（后来宫廷建筑复杂了，内外朝又有所指）。文献上的朝或庭一般都是指内庭。
二门以内为主人居住之所，外人（客人或臣下）一进入二门双方就要严格地按“礼”行事。因此闺可指内宅。枚乘《七发》：“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在封建时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女子所居之地谓之闺阁、闺房，未婚者为闺女。《汉书·谷永传》：“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郎（顾念）政事。”颜师古注：“志在闺门，谓留心于女色也。”
内庭外庭之庭又写作廷，意思是一样的。《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楚大夫）］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人口，七日。”《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此事作“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孔子的儿子）趋而过庭，［孔子］曰：‘学诗乎？”旧时把父亲对儿子的训诲叫“庭训”即来源于此。
庭是群臣朝见君王的地方，所以君王之庭又叫朝、朝庭。但这个庭都是在闺门以内。《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杀了宰夫，“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过朝也就是过庭。又《成公八年》：“齐侯使士华免（齐大夫）以戈杀国佐于内宫（夫人之宫）之朝。”《左传·定公三年》：“邾子在门台，临廷，阍（守门人）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不庭”即不朝，也就是对上级不服从、不行臣礼。《左传·成公十二年》：“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勿）相加戎（军事、战争），好恶同之……谋其不协而讨不庭。”
庭都较大。《史记·张仪列传》：“王虽许公（指犀首），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古代有车必有马（详第四编），三十套车马陈于庭中，庭的面积小了是不行的。
庭中要植树。《周礼·朝士》：“掌建邦（国）外朝（君臣议事之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即站立在那里），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正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棘、槐作为公侯臣吏列位的标志，这在当时是否果真如此还难以断定，但一经礼书上这样写，后代即用棘、槐指朝廷高位。例如《陈书·侯安都传》：“位极三槐，任居四岳；”任防《桓宣城碑》：“将登槐棘，宏振纲网。”即都以槐、棘喻三公。《南齐书·高帝纪上》：“明日，［齐］太祖戎服（穿着军装）出殿庭槐树下，召四贵集议。”这也可证明庭中植槐。但并不是只有宫中之庭才树槐。《左传·宣公二年》写刺杀赵盾的鉏麑（Chúní，除尼）被赵盾所感动，不但没有杀赵盾，反而“触槐而死”，可见赵盾的庭中有槐。《宋书·王旦传》：“王旦父祜为尚书兵部侍郎……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王祜在自己家里种槐而三，也说明起码到南北朝时已经绝对没有在朝庭树三槐九棘的制度了。
君王的庭中还设火炬，叫庭燎。据说天子百燎，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见《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卷三：“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国语·晋语》：“［周襄王］馈九牢（太牢），设庭燎。”可见庭燎不全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接待宾客显得隆重、有气派。《礼记·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则到春秋时周王朝的制度就已打破了。
４．堂室
从大门走过庭院，就来到居住的主体建筑前。主体建筑由堂、室、房组成，都建在高台上。而且一般都是坐北朝南。
堂在最前面，因此“堂下”就是庭（内庭）。《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意即来客很少，门里门外一片荒芜。
堂既然建在高台上，所以堂前有阶梯，左右各一，称西阶、东阶。古人在室外尊左，因此西阶是宾客走的。《史记·魏公子列传》：“赵王埽（扫）除（台阶）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走东阶，即不敢以尊者（宾）自居。阶又叫除、陛。《汉书·梅福传》：“故愿一登文石（有纹饰的石）之陛，涉赤墀（Chí，迟。以颜料涂抹在地上）之涂（同途。指庭中的路），当（面对）户牖（yoǔ，有。窗，详下）之法坐（正坐，这里指皇帝的坐位），尽平生之愚虑。”文陛、赤涂、法坐，全是皇帝所专有；登（升）陛、涉涂，即走到堂上去。古代称皇帝为陛下，就是因为表示谦恭不敢直呼对方而与在阶下伺候的官员、卫士说话。尊者在场，卑者是不能升堂的。
堂有东西两面墙，称作东序、西序；堂的南面没有墙，只有两根柱子，叫东楹、西楹。后代房前的廊子以及现在有些地区前后开门的“堂屋”，即来源于堂。堂既没有南墙，因而敞亮，于是又名堂皇。《汉书·胡建传》：“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后人以堂皇为讲武之所，其实是误解。也是因为堂一面无墙，其边沿暴露于外，所以有个专名叫廉。廉必直，所以常用以比喻形容人的正直，说廉正、廉洁。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