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经济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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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多方面寻求剥削奴隶的有效办法。奴隶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奴
隶耕作，然后收取地租，用这种给奴隶一定自由的办法，来刺激奴隶劳动的
积极性，增加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公元2世纪，被释奴隶日益增多。奴隶
主们认为被释奴隶不仅能够节省奴隶生活费的开支，而且被释奴隶还有义务
奉养主人，死后还要把财产的一半献给主人或主人的子孙后代。罗马皇帝还
颁布许多法令，把奴隶主及其子女享有被释奴隶的劳动和财产的权利用法律
固定下来。与此同时，共和国末期产生的“特许析产”制度也开始流行起来。
奴隶主试图用这种办法来保证自己得到一定的收入。在手工业中，授与奴隶
以特有产的现象日益增多。特有产可以是工具、作坊或金钱等，名义上仍属
主人，但奴隶可以保有并使用。奴隶主把特有产交给奴隶经营，只定期收取
定额利润。奴隶的经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且可以积累金钱为己有，和主
人订立契约等，俨然取得了财产权。
在大地产中除奴隶劳动之外，隶农制发展起来。隶农制产生于罗马共和
国末期，正式形成于早期帝国时期。隶农，拉丁文称科洛尼，在共和国时期
它最初是指以自由劳动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或移民，即小土地所有者或自耕
农，并不带有隶属性。此时隶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罗马公民殖民地的成员；
一是指佃农。后一种意义上的隶农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他们是些自由
佃农，其中又有大、小佃农之分。小佃农大多是失地或土地不足的小农。大
佃农则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奴隶，有能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不论哪一种，
隶农起初都是拥有公民权和法律权利的自由公民。他们通过契约从土地所有
者手中租得土地，向后者缴纳地租，一般支付货币地租，租期约为5年，他
们对地主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对土地也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如果土地出租
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隶农，破坏契约，隶农可以起诉。隶农身份不是终身
的，也不是世代相传的。隶农的这种关系，既可由耕种者本人提出断绝，也
可由土地所有者提出继续，如果到期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公元前2世纪
末1世纪初，奴隶制经济受到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冲击，一些大地主鉴于集中
使用奴隶劳动的危险，转而出租一部分土地给隶农，或者把一部分土地作为
“特许析产”交由奴隶经营。隶农日渐增多。文献中开始出现关于隶农的直
接记载。
帝国初年隶农制正式形成。小普林尼和科鲁麦拉都认为剥削隶农比较有
利，因而主张把不适于应用奴隶劳动的土地交给隶农耕种，即以隶农制部分
地取代奴隶制。隶农制和隶农阶层就是在这种经济条件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
形成和发展起来。
隶农制包括土地租佃关系和一系列有关隶农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
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从这一时期意大利和各行省的铭文和埃及纸草文书中可
见，土地租佃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出租的土地中有国有地、皇室土地、城
市公地、私人大地产、城市议员和老兵的中小地产等。土地种类有谷田、葡
萄园、橄榄园、牧场、荒地等。承租人有大租户、小佃农、析产奴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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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租户又叫承租户，他们依靠手中的资金、生产资料、奴隶，承租大片土地，
往往把其中一部分土地划为自营地交管庄管理并利用奴隶劳动，而把其余部
分转租给佃农分散经营。地租由大租户统一收缴并上交地主。小佃农以自力
耕种土地，也有兼具自耕农和佃农二重身份者。析产奴租种地主土地者在经
营方式上虽与隶农相似，但不具备完全的人身自由而仍属奴隶范畴。隶农主
要是以佃农为主体形成的。隶农的身份，在帝国初期仍然是自由民。他们拥
有公民权、财产权 （继承、转让、出售等），有法律上的诉讼权，可以拥有
自己的生产资料，可以从军。
租佃关系以及隶农与地主、承租户、管庄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上是由
契约而非由强制确定的。后来颁布的曼切乌斯法，则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
隶农的义务：隶农必须如实向承租户和管庄报告每种作物产量，得到认可后，
将应得之份留给自己，其余以库存粮和成品粮的形式交给承租户和管庄。按
惯例，小麦上交入库粮之1/3，大麦1/3，豌豆1/4，桶装酒1/3，采集的橄
榄 1/3，蜂蜜每房一塞克斯塔里。哈德良法规定，地产内的隶农每年要向地
主或承租户、管庄提供6天的劳役，从事耕地、收割、除草等劳作。地租在
共和国末年和帝国初期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后来由于隶农负担日重，债务
增加，经常欠缴租税，劳动兴趣与生产率随之降低，地主便逐步以实物租取
代货币租。
公元1—2世纪是隶农和隶农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隶农与隶农制在意大
利、高卢的南部和东部、阿非利加的南部、特别是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
埃及、多瑙河诸行省 （麦西亚、潘诺尼亚）、色雷斯、小亚细亚诸行省城市
郊区，以及希腊各地逐步流行。在这一时期，隶农仍保持着自由佃农的身份，
隶农制也保持着自由租佃关系的性质。但是，隶农人身依附的增强和世袭化
的倾向，在此时期已见端倪。隶农因贫穷而不得不由地主提供生产资料或因
负债而将财产抵押给地主，隶农的财物在某些情况下被包括于地主的遗嘱之
中，以及强制出租和承袭父业的现象，都表明了隶农的依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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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世纪的经济危机
公元2世纪末罗马帝国的日益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国的统治中
心——意大利的穷困引起的。罗马和意大利长期依赖对各行省的掠夺生存，
没有发展自己的经济。意大利没有像希腊、西亚和北非那样，建立起比较大
的手工业中心。这样，意大利本土的手工业在外省手工业的打击下走向衰落。
在公元1世纪中期意大利的农业已经开始衰落。早期罗马帝国的历代皇
帝虽然命令元老们购买地产，并同缩减谷物生产和园艺栽植面积以及把耕地
改为牧场的倾向进行斗争，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挽救罗马帝国农业经
济的衰落。从安东尼王朝末期的马可·奥里略统治时期开始，罗马帝国内部
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的征兆，其中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公元2世纪末到
公元3世纪末，这一危机全面爆发，历史上称之为3世纪危机。
1。3世纪的经济危机
（1）农业、手工业的衰落
罗马帝国的农业是以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为基础的。从公元2世纪中
期起，由于奴隶来源减少，地价抬高以及奴隶的反抗斗争，农业生产遭到阻
滞和破坏，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同时，由于外地农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商业
的衰落，使意大利的农产品，如葡萄酒、橄榄油等缩小了销售市场，因而使
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很难维持下去，日益走向衰落。结果是以奴隶劳
动为基础的大地产者放弃了大规模耕种。大奴隶主们让奴隶赎身，释放奴隶，
授奴私产，把农庄分成许多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的佃农，
或租给隶农耕种，而且主要是租给隶农耕种。这样，在农庄中不是以剥削奴
隶，而是逐渐以剥削隶农为基础了。此外，农庄和市场的联系也逐渐减少，
农庄主征收实物，就地经营。这样，自给自足的经营减少了农产品对城市市
场的供应，而城市商业伴随着城市的衰落又转而使农产品失去市场。二者交
互影响加速了衰落趋势。与此同时，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起来。大土地所
有者乘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以抵押、收买或霸占等手段不断扩大。大地
产自给自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加深帝国内部经济生活中的分裂倾向。大地
产所有者依靠隶农生产，所以隶农制更加发展。尚存的个体小农在捐税繁重、
官府欺凌、社会动乱的情况下也难以维持独立经济，于是，他们纷纷把土地
转让给大土地所有者，求得庇护，然后再从大土地所有者那里租佃土地，变
成隶农。但是，隶农的地位在2世纪末以后日趋恶化，受剥削日重，依附性
日强，自由身份日渐丧失，初期对生产的某些积极性亦告消失。另外，抄没
全部地产对经济生活震动之大决不可低估。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吓坏了成千上
万的人，无论其有无罪过，都迫使他们弃家逃亡。上述诸种因素导致了农业
的萎缩和衰败。
这一时期，意大利和一些行省的农业呈全面衰落之势。庄园入不敷出，
无利可图，农产品丧失销路，庄园多改为牧场，生产大大萎缩。越来越多的
土地荒废了，灌溉排水工程被弃置不顾，垦田面积不断缩减。一度繁盛过的
葡萄园和橄榄林都已荒废且不易恢复其早先的丰饶了。各地经常发生饥馑，
人口下降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从埃及特阿德耳菲亚的纸草卷可
以看出，萨卡翁这个村庄过去相当繁荣，可现在土地极为贫瘠。在公元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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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该村可耕地不过500希腊亩，而其中已耕的只有200希腊亩。有一份
公元265—266年的档案记载：在一份提供给大赫尔木波利斯市议政会的报告
中提到，有22希腊亩的葡萄园，其中“依旧结实之葡萄为数甚少，土地荒芜
不堪，杂草蔓生，而该地产四周之土地尤其荒秽不治”。土地大量抛荒引起
政府的注意。亚历山大为此把从边境外捉来的俘虏安置在荒地之上，以保证
荒地得到开发。佩尔提纳克斯呼吁民众去占据荒地以制止荒地日增的现象，
但是这种呼吁没有成效。
农业的衰退引起了手工业的衰落。这一方面与使用奴隶劳动无利可图有
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高卢、西班牙、多瑙河沿岸和北非等地的手工业发展
起来，并出现了闭关自守的倾向，意大利的手工业如玻璃、陶器、金属冶铸
等业均在市场上受到排挤而衰落下去。亚历山大亲自从埃及输入了大量手工
业品，这些手工业品是埃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一种实物税而缴纳的，这
表明罗马本地手工业的衰落。除此而外，手工业的衰落还体现在，一是手工
业逐渐服务于当地的消费，而且产品趋于低廉、朴素，二是每个家庭尽力自
给自足，家庭生产盛行起来。
（2）城市和商业的萧条
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必然引起城市和商业的萧条。大庄园经济的萎缩减
少了农产品对城市市场的供应，手工业产品由于种种原因而滞销。进入3世
纪，由于军队叛乱、武装政变与割据，使自公元2世纪以来就已经开始的各
省在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倾向进一步加深。那些最先进的和最富足的外省经常
面临外患的冲击。公元276年日耳曼人对高卢的洗劫，使高卢最富足的地区
沦于荒废，大多数城市完全丧失了复原的力量。多瑙河地区受到哥特人和萨
尔马特人的蹂躏，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也是如此。北非则有利比亚部落和摩尔
人的攻击。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对城市和商业造成了很大破坏。每个皇帝
最着力的就是为自己的军队索取金钱、粮食、衣着、武器等，他们谁都不愿
意使国家收入限制在合法的形式以内。由于海军的组织十分涣散，海盗重新
活跃起来，海上又像公元前1世纪时那样不安全了。因此各省之间的商业遭
到破坏。此时，罗马帝国与印度间的商业关系几乎完全中断 （在印度几乎没
发现过一枚公元3世纪时的罗马钱币）。这种关系直到拜占庭时代才恢复。
帝国政府的税收和金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经济的衰落。帝国政府在
经济已近破碎、税源已成问题的情况下，把缴足税款的责任强加到各地方市
议会的头上。如果某个城市的税收不能足额，那个地方的市议会的成员就要
担负补足的责任。随着帝国境内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地方捐税的
逐年增加，地方市议会的成员再也无力负担。公元3世纪下半期，在许多城
市中，每当市议政会开会，市议员和官员们没有一次不谈到派差的事——怎
样在城市富户中分配这些差务和下一次选定谁担任这种注定要倾家的使命。
在此重压之下，有的人遂弃位逃避，在位的也日益贫困。随着城市经济的衰
落，城市中等阶级的没落也在加速。“派差制度把原先归城市或富裕公民为
自身利益而花费的每一笔财物都转入了国库，都转入了政府的财政经办人的
腰包之内。这样一来，帝国本来就不很多的资本积蓄受到严重的侵害，自从
塞普提米攸斯·塞韦鲁斯以及混战时期的皇帝们对它施加致命的打击之后，
①
它就一直不曾恢复。”城市因此对帝国政府抱有敌意，亚历山大里亚就因为
① ＇美＇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6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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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于日益加重的强迫性的财产税和自治市派差之类的负担而遭到卡拉卡拉
的镇压。亚历山大为了吸引商人，特别是为吸引他们到罗马来，许诺废除他
们应缴纳的赋税。与此同时，国家加强了对船主和商人同业公会的控制，因
为如果不实行强制，并且如果不以国家控制作为最后手段，政府是得不到必
需的供应品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课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和城市（以
城里的显要人物和市议政会议员为其代表）所应承的责任，从来没有像公元
②
3世纪时这么沉重” 。卡拉卡拉经常向城市勒索强制的贡礼，这是一种沉重
的和任意规定的财产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了解救财政危机，大量发行
劣质货币。此举造成货币流通的危机，使商业交往出现了物物交换的状态，
甚至官吏薪俸也以实物发付。同时也形成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开支
扩大——加重税收——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使商业进一步凋敝，城市更加
没落。
（3）帝国财政的枯竭
奴隶制度的日益危机，也引起帝国宫廷、官僚机构和军队扩张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为了维持这套日益膨胀的官僚、军事机构以进行长期战争，帝国
政府必须支出庞大的经费。再加上公共庆典的挥霍无度，以及官吏的贪污靡
费，财政发生了困难。
为了增加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