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经济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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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所需物品。正是，人民愈穷苦，帝国的经济生活就愈原始化。在整个经
济生活中，城市让位于乡村，自然经济逐渐上升，并取得了统治地位。
2。晚期帝国的财政改革
（1）戴克里先的赋税改革和币制改革
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为了加强权力，进行了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这些改
革需要巨大的开支。扩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加上宫廷挥霍和大兴土木，使帝
国的财政经济情况十分混乱。为此，戴克里先又实行一系列增加税收以缓和
财政困难的改革措施。
早期帝国的赋税，形式多样，税制混乱，而且大部分属于间接税。征收
这种间接税的基础是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活跃的城市经济生活。在晚期帝
国商品生产衰落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它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有效税收的意
义。因此，必须实行新的赋税制度，而且必须以直接税以及土地税为主要征
税形式。
①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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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戴克里先的赋税改革措施，帝国被分成若干个固定的税区，统一税
制，赋税以实物为主。征税单位是以一定面积的可耕地为根据的，称为牛轭。
在编制地籍时，不仅标明可耕地段的面积和数量，而且还记述在这些地段上
种植作物的分配比例、劳动者人数和牲畜头数。每一个征税单位 （包括人和
地）征收确定的赋税，主要是谷物、油、毛、肉类等食物，不占有土地的城
市居民则课以人头税。一般成年男子纳全税，妇女纳半税，但官吏、老兵、
无产者、奴隶不纳税。人头税一般缴纳货币。这样，戴克里先就以直接税的
形式统一了帝国的税制，以土地税和人头税为主要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保
证这些税收的稳定，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止隶农和一切农业劳动者离
开土地；不允许手工业者脱离所属同业公会；城市议员也固定在出生的城市，
用他们自己的资财来担保城市应缴的税款；把农村征收正规赋税的责任委托
给大庄园主，从而加强大庄园主对隶农的监督和奴役。戴克里先的这些改革，
使国家获得了必需数量的物质资源，大量的实物税保证了军队、宫廷、官吏
等一切供应，暂时增加了收入。但它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生活
更加贫困，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又使自然经济的倾向在晚期帝国的社会经
济中具有更大的意义。
由于货币流通的混乱，戴克里先又实行了币制改革。他于公元301年铸
造新的金币，其法定重量为1/60罗马镑，仅相当于奥古斯都时期的2/3；此
外还发行银币和铜币。这项改革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因为政府并不拥有足够
数量的黄金使全部金币的真正价值与其名义价值保持应有的联系。而且金币
发行后，很快被人们收藏起来。商品的价格不仅没有平稳下来，反而继续上
涨。在这种情况下，戴克里先为了同物价腾贵做斗争，又于公元301年颁布
“价格敕令”，企图用行政手段限定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限额。
当时物价飞腾不是4倍8倍，而是涨得令人难以置信。敕令附列了包括各类
商品、首先是粮食和饲料的最高价格一览表，以及关于各种劳动报酬的最高
工资标准的规定，从短工、石匠、细木匠到建筑师、教师和律师为止。敕令
威吓人们：“谁胆敢违抗这个命令，他就将冒丧失头颅的危险”。这些价格
是立法者任意规定的，注定要失败。所以，敕令颁布以后，并没有产生任何
积极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经济混乱。后来，君士坦丁取消了它。罗马社
会经济沿着自然化的道路下降。
（2）君士坦丁的社会财政改革
君士坦丁继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稳定税收。公元316年和公元325
年，君士坦丁相继颁布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离开他们出生的城市，
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也不能充任民政和军事职务，他们
的义务成了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又发布敕令，禁止
隶农从甲庄园逃到乙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
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敕令说：“对
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
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君士坦丁也将手工业者进
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
税和徭役。公元317年的命令说：“造币厂的工匠要一辈子处于现有的地位”。
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皇帝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
烙印以防逃跑。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服的奴隶
的不轨行为，而将他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对企图投奔蛮族的奴隶，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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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里去，有的甚至被砍腿。君士坦丁还宣布，允许贫民出
卖自己的子女为奴。他的法令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
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由此可以看出，君士坦丁的一系列措施的
社会后果是使社会各个阶层普遍被奴役。
3。封建主义因素的成长
（1）大地产制的发展与庇护制的流行
随着城市的衰落和中、小农民的破产，大地产迅速发展起来。罗马帝国
最大的地主是皇帝，皇田遍布各地，意大利、非洲、高卢、西班牙都有。据
公元422年的材料，在阿非利加省有皇田14702森都利亚，在比萨琴那省有
15075森都利亚，各占该省总面积的18。5％和15％。从全国看，大约帝国1/5
的耕地属于皇田。除了皇帝之外，还有一个大地主是教会。私人大地主也很
多，这些人大都是元老。在战争中发了财的军官，不少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有权势者利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大地产，使他们的大地产的面积达到空
前的规模。有一元老阶层的贵妇梅兰尼亚，其地产遍布罗马、迦太基、坎帕
尼亚、阿普利亚、西西里、阿非利加、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西班牙以及
不列颠，仅在罗马的一处田产，由海边至森林，包括62处农庄，住有奴隶
400人。所有这些大地产多是以租佃形式经营的，在皇田上表现得更为明确。
元老辛玛古斯的田产，也是以租佃方式经营的，他把土地交给承租人，按年
收取货币地租。这说明，晚期帝国时期土地的集中，只不过是使土地收入集
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它的经营却是分散的。
在捐税、徭役、军队、官吏和高利贷者的残酷盘剥和蹂躏下，广大劳动
群众生活极端贫困，中小农庄主纷纷破产。一小撮有权势者廉价收买他们的
财产，或把他们当作无力还债的债户来进行压榨。流散无依的人口多被他们
收留使用。帝国政府的苛政对城市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压迫，使他们土地上的
奴隶和隶农遭到的剥削更残酷、压迫更厉害，因而纷纷投奔有权势者，寻求
“庇护”。这些豪门还迫使周围的村落和整个地区的居民请求他们的“庇护”。
邻近的自由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田产的所有权交给他们所有，
以使用权的名义经营这块土地，以此换取他们的“庇护”，免受他们的爪牙
的欺凌和军队与官吏的劫掠与压迫。破产的、无力恢复的中等农庄，也往往
被他们所兼并。到公元4世纪末，在帝国境内，有权势者庇护农民的情况已
经达到使皇帝同这种庇护进行激烈斗争的地步。保护者每收留一个农民，就
要罚款25—40镑金币。尽管如此，“庇护”之风愈刮愈盛，投奔有权势者的
不仅有农民，还有皇帝庄园里的奴隶和隶农。
当时的大地产几乎是独立的，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
独立的单位。它的主人类似一个小国王，高踞在自己的奴隶和隶农之上。它
们的农庄里有华丽的大厅，镶嵌着精致的楼板，有花园、鱼池、广阔的葡萄
园和大片田地，并拥有数以千计的固定在土地上的奴隶和隶农。大地产上的
手工业者给他的主人和他主人领地内的奴隶和隶农制造一切必需品。公元4
世纪中期罗马作家巴拉底说，在领地内必须有手工业者，以避免农民进城去
赶集。这样，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在领地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换，几乎不需要和
外界发生关系。这些有权势者在农村建立了壮丽的田庄，环以城堡而居住其
中。每个田庄主都拥有自己的堡垒、牢狱、由雇佣者和奴隶组织起来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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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根本不把皇帝的政权放在眼里，特别是对皇帝的税收政策。公元4—5
世纪，大地主对帝国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为日后的封建割据做好了准备。
（2）隶农制的进一步发展
公元4至5世纪，罗马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君士坦丁统治时期，
曾经两度重申主人有处死奴隶的权力。指使奴隶逃亡的人，过去是处以罚金，
现在要受严刑拷打。企图投奔蛮族而被追回的奴隶，也不像以前那样把他们
交还原主，而是把他们送到矿山去，甚至砍断他们的腿。如果自由妇女和奴
隶发生性关系，她就被处以火刑。君士坦丁还正式宣布，贫民出卖子女为奴
隶是合法的。
在早期帝国时代，被释奴隶的社会地位比奴隶高得多。他们被认为是自
由人，并不与奴隶混为一谈。直到公元3世纪，很大一部分被释奴隶都是从
事工商业。到公元4世纪，被释奴隶主要是在土地所有者、王室领地以及教
会地产上的土地租佃者。被释奴隶和保护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而发生了变
化。以前，被释奴隶以一定的义务和自己的主人发生关系，现在奴隶被释放
时通常取得一块土地来耕种，因而他们在土地关系上依附于自己的保护人，
实际上是被固定在保护人的土地上的奴隶。到公元4世纪末，立法就像对待
奴隶和隶农一样，严禁被释奴隶离开自己的保护人投奔到其他私有主那里
去。这样，和公元3世纪相比，被释奴隶的人身自由就受到限制。君士坦丁
还颁布一项法律，对“不听命”的被释奴隶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
隶。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前期，隶农是人身自由的，他们根据契约承租土
地。后来，由于剥削定额的不断增加，由于多年欠债无力偿还，隶农越来越
处于对土地所有者的经济依附地位。这种经济依附，在公元2世纪后期和公
元3世纪已经发展成为奴役关系。这时，“自由的”隶农和被安置在小块土
地上的奴隶 （准隶农）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二者都被固定在土地上，都要
交纳“代役租”并履行义务，二者的义务都是世袭的。到后期帝国时代，隶
农制又有所发展。公元3世纪末，隶农的来源扩大了。帝国当局为了获得兵
源、税款和减缓边防压力，往往允许异族人成批移入帝国境内，集体成为隶
农。公元375年，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移入麦西亚省，就是一例。从前战俘
多沦为奴隶，如今则往往被当作隶农送往边疆行省。皇室田产为弥补由于隶
农逃亡而造成的损失，往往实行强迫租佃，甚至将强迫租佃的范围扩及到免
税免役的退伍军人。在行省地区，特别是北非，被征服的土著部落如柏柏尔
人，逐渐被排挤出肥沃的土地，而成批地沦为皇室地产上的隶农。按公元4
世纪的法律，一切来历不明的流浪乞丐均被当作逃亡隶农处置。中小地主，
特别是以城市议员为代表的城市中等阶层，因欠债而破产或为了逃避繁捐重
税和城市徭役，宁愿出卖或转让土地而投到大地主的门下充当隶农以求得“庇
护”。有时整个村庄、部落都在“庇护”的名义下沦为大地产主的隶农。在
奴隶制危机和商业衰落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析产奴被分予土地进
行隶农式的经营。
这时，罗马帝国存在的依附于大地产的小经济是带有封建因素的萌芽，
但隶农制在奴隶社会还不能发展为封建关系。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竭力阻止
它的经济基础的瓦解和自身的倾覆，而给隶农制带上奴隶制的烙印，使隶农
同奴隶日益相近。在戴克里先的新税制下，隶农已不再是独立的纳税人，而
开始被视为土地的附属物。君士坦丁的一系列敕令从法律上确定了隶农被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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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于土地上的依附地位。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发布敕令，隶农不能从甲的
农庄移到乙的农庄。农庄主如果发现不是自己的隶农，应当送回原主。农庄
里的隶农如果逃亡，农庄主要永远交纳该隶农的赋税。凡是意图逃亡的隶农
应该被束缚于不自由的地位。与此相关的“户籍法”、“出生法”，目的都
在于剥夺隶农的迁徙自由。敕令还准许像对待奴隶那样，对逃亡的隶农要带
上枷锁送回原籍，对窝藏隶农的人要处以罚金。后来，这项法律的应用范围
不断扩大。它不但把隶农本人固定在土地上，并涉及到隶农的后代，隶农的
子女也不能离开他父亲所耕种的那块土地，隶农的女儿不能和其他主人土地
上的隶农结婚。法律还禁止隶农和自由民结婚。公元364年的一项法令规定，
隶农及其子孙丢开皇帝地产而服兵役或公役者，应予召回。公元371年的一
项法令规定，隶农无自由离开原居地的权利，“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并
非受赋税的束缚，而是以隶农的名义”。公元392—395年间的一项法令规定，
尽管隶农似乎生来是自由民，但他们被认为是他们所出生的那块土地上的奴
隶，无权任意迁徙，变换主人。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法令逐步剥夺了隶农
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公元357年的敕令指出，出售土地者要将土地连同
隶农一起出卖。公元396年的敕令进一步指出，隶农的全部财产属于主人。
公元422年的法令剥夺了隶农签订财产方面的任何契约和合同的权利。这表
明，隶农已被剥夺了任何财产权。
由此可见，到晚期帝国时代，隶农的社会地位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晚期
帝国的隶农和隶农制是一种过渡形式，既有奴隶制因素也有封建制因素，既
具有奴隶身份的特征，也具有农奴身份的特征，愈到后来愈构成封建生产方
①
式的因素，所以恩格斯也称晚期罗马帝国的隶农是“中世纪农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