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经济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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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层市民仍千方百计地用特殊商品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印度与地中海的贸
易，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期有所下降，但拜占庭的兴起很快弥补了这个差额；
东南亚的马来亚、柬埔寨、泰国等地都有印度的商站。主要的进口货物为金、
银、锡、铅、丝与马匹等，自中国输入的麝香、生丝、丝织品、桐油、琥珀；
自埃塞俄比亚输入的象牙，都是进口的大宗。而印度则继续出口宝石、香料、
染料、香药、檀木等。同时宗教活动也有利于维持长途贸易。佛教从东汉时
传入中国以后，在分裂动荡的政治气候下迅速发展，在北朝达到极盛。在连
接中国与地中海沿岸的中亚丝绸之路上和以往一样有印度商人的足迹。行会
在商品生产和商业事务中，继续是主要的机构，它们在其内部组织中，几乎
依旧是自治的，而政府尊重它们的法规。它们根据自己的行规处理成员间的
纠纷，并管理成员的经济活动。它们有共同的财产，和以往一样，能够发行
期票，甚至铸造钱币。但手工业行会已开始失去先前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们
的权力由封建主所接替。
笈多时期和贵霜时期新兴的城镇逐渐被放弃，一度是北印度大多数王朝
首都的华氏城失去了它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曲女城，得以支配恒河平原；
马士腊既是纺织品贸易的中心，又像巴纳拉斯那样是庙宇的中心；塔内萨尔
获得一种战略的重要性，控制着恒河上游；哈德瓦成为香客朝拜的中心。大
多数城市的规划相当简单，设计成正方形。房子有高高的窗和阳台。市场和
商店所在的主要街道上，林立着较小的房屋，带有一个可展望大街的阳台。
在城市里的富人区，木质结构几乎已全部由砖瓦结构所取代。这种精巧玲珑
的形式，造就一种少数人享受的高级文化。从考古挖掘中证明，在各地层所
发现的物品显示了笈多精湛的技术和较高的质量，并且出现的次数颇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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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学的描述，也证明了生活水准是高的。富裕的都市居民们生活在舒适
和安逸之中，有着宝石和服饰方面的各种奢侈品。在房屋中发现的，除了喷
水的陶器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铜和铁的物品；这些都暗示在都市中心的舒
适生活不只局限于上层阶级。然而贫富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城区较富，但郊
区贱民的生活非常简陋。不过农村在生活水准上显出的差别较小，贫富悬殊
不大。
（3）种姓制的变化
这时期种姓制有了很多变化。由于笈多诸王信奉婆罗门教，婆罗门的地
位又受到重视。他们得到赐田，有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他们主管教育，
垄断知识。他们编写的各种文献都宣扬婆罗门种姓的高贵。如法典对他们的
特权有明确的规定，婆罗门决不能成为奴隶，犯罪时其最高处分只能是流放，
不得处死或奴役。在神判法中，刹帝利受火检验，首陀罗受毒药检验，与其
他种姓不同。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内也都有严格的种姓划分。各种姓在城
市里有不同的居住区，有不同的住房规格。婆罗门非常重视血统的纯洁，特
别厌恶贱民的不洁，甚至碰到贱民的影子也认为是受到污染，也要举行净身
仪式。他们反对飘洋过海到远方异国去，因为会与不洁的蔑戾车 〈Mlechha〉
接触而受污染，在国外又难遵守种姓规则。这影响了印度人 〈主要是高级种
姓〉参加海外贸易，但却有利于婆罗门抑制商人 〈吠舍〉的经济力量；同时
还可打击吠舍商人支持的佛教与耆那教。
然而，传统的四种姓之间的划分在这时期编写的法典中虽有明确的规
定，但实际上并未严格遵守。有的种姓成员从事别的种姓职业。如婆罗门可
成为国王，刹帝利有权举行宗教仪式。公元5世纪的铭文提到在恒河上游城
市生活的两位刹帝利在从事商业；另一铭文提到古吉拉特的缫丝者行会，由
于丝的销售不景气，迁移到马瓦尔，改而从事弓箭手、兵士、吟游诗人与学
者等高级种姓的职业。婚姻方面同样有伸缩性，既有顺婚也有逆婚。不同种
姓、宗教和种族之间互婚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随着地方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发展，工匠和商人的流动减少了，最终也
固着在土地上，成为依附封建主的劳动者。无种姓或失去种姓的贱民地位更
加下降，受到十分屈辱的非人待遇。他们被认为是具有生性不洁、不忠诚、
嗜盗窃、好异端、喜争吵、重情欲、残忍、贪婪等习性的恶人，因此，必须
与他们隔绝。他们“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
相唐突”。
这时期的妇女和以往一样，在社会上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上层阶级的
妇女接受种类有限的教育，但这些教育仅仅是为了使她们谈吐娴雅，而不是
去参与公共生活。女孩子在青春期前就结婚的早婚甚至童婚受到拥护。在家
庭生活中，妻子也没有地位。她们被要求对待丈夫就像对待神一样，她的行
动要得到丈夫的允许，她要参加丈夫的斋戒与遵守丈夫的誓言。她要服待公
婆，听从他们的吩咐。她要料理家务，计算开支，祭祀家神，管理田园家畜
等。绝对贞洁、忠于妇道的妻子就能得到尊敬。当时不仅国王、贵族，就连
一般富人都盛行一夫多妻，而寡妇却不得再嫁，虽不是绝对禁止。萨帝的习
俗也开始在上层人士中流行。另外，在城市中有妓女，寺庙里有神婢，她们
也是受欺侮的地位低下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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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两汉时期的经济
在共同推翻秦朝之后，刘邦又在中原逐鹿中打败项羽，于公元前202年
统一全国，建立了汉王朝。汉朝包括了西汉 （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和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两个阶段，长达4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汉王朝在亚欧大
陆的东部建立起一个幅员千里的帝国，声威之显赫不亚于大陆西部的罗马帝
国，构成了古代文明中光辉灿烂的一幕。
1。农业和农民经济
（1）两汉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牛耕和铁农具的广泛
使用，标志着农业的重大进步。两汉时期，牛耕和铁农具在全国得到推广，
使用更为普遍，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京城长安和三辅地区，教老百姓
使用2牛3人的耦犁法耕田。东汉章帝时，王景做庐江（今安徽中部）太守，
“教民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东汉人崔寔记载辽东地区犁耕的
使用，“今辽东耕犁，既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个下种，二人挽
耧，凡用二牛六人”，远在岭南的九真地区 （今越南中部），东汉初年也开
始使用牛耕。汉代牛耕的普及，还可从考古材料中得到验证，内蒙、山东、
江苏、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都多次发现有牛耕的图画，
足以反映牛耕在汉代普及之广。铁器在汉代农业生产中也得到重视。汉武帝
为了推动农业的改良，在中央的大司农设置了铸铁之官，同时在全国44个郡
县设置了铁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
两汉的水利工程建设甚丰。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
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
通道者，不可胜言”，汉代修渠灌溉相当普遍。关中地区的水利灌溉最为发
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规模较大的灌溉渠道。联系关东和长安的漕
渠，全长300余里，历时3年建成，使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
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以灌溉。为灌溉长安周围的农田，还修建了龙首渠和六
辅渠。其中龙首渠采用了井渠法，民工在地面打井，井下水道相通。最著名
的渠道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开凿的白渠，灌溉面积达四万余顷，百姓
受益很大，作歌以颂。东汉官民对原有的水利设施加以保持和修复，还兴建
了许多陂塘河渠，光武帝时重修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使几千顷农田变为鱼米
之乡。此外，如庐江郡的芍陂，下邳国的蒲阳陂，会稽郡的镜湖，都是有名
的水利工程。一些考古遗址里，像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
都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具，上面还有水渠和闸门，这说明南方各地也在广
泛使用小型灌溉系统。黄河的治理是两汉时期一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西
汉文帝和武帝时，黄河两次决口，为害很大，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征调了几万民工修治，使此后80多年里黄河都没有大水灾发生。东汉初年，
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在荥阳以东至千乘 （今山东高
青北）海口千余里的河段上修渠筑堤，消除了为害几十年的水患，此后800
余年黄河没有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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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方面，秦汉时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赵过推
广的耦耕法，由3人2牛协作而成，2人在前牵2牛，1人在后扶犁，这种简
单协作的劳动方法比较适合于农业家庭生产。赵过还提出了代田法。据《汉
书·食货志》的记载，这种方法是把1亩土地分成3条甽，宽1尺，甽上是
垅，也宽1尺，用垅边的杂草沃土来给甽里禾苗壮肥，耐风耐旱，同一块地
上的甽陇年年调换，来恢复地力，因此叫作代田法。代田法配合牛耕，都属
农业投入密集型草方面的改进。这样精耕细作，使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很
大提高，每亩产量可超过普通田1斛到2斛。代田法适合于黄土高原，在关
中和西北得到推广。史载，当时“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足见收益不少。汉成帝时，汜胜之又在代田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区田法，这是一种强调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法，把土地划成数寸大
小的小块，挖成沟坎，多灌溉，多施肥。区田种植以小块田为单位，山陵、
高陂地都可以开荒区种，又能充分利用水，适合干旱地区。区种的收获量远
高于一般方法，最高可达一亩百斛。东汉时，农耕器具又有改进，在中原地
区，牛耕改用短辕的1牛挽犁，比长辕的2牛抬扛要方便许多。全用铁制的
犁铧已大量使用，省力耐用，利于深耕。此外还有用来锄草的曲柄锄，收割
庄稼的大镰刀，都是新的创造。
汉帝国幅员广阔，各地农业生产差别很大，还有许多落后地区仍然使用
耒耜耕种，1人所耕不过10亩，效率很低，一些地区甚至还保留有刀耕火种
式的原始农业。当时黄河流域，是全国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区域，也是全国经
济重心所在，西汉人口的90％以上都分布在北部黄河流域，其中豫州一地，
面积仅占全国的1/50，而人口却占全国13％以上。以豫州与江南的扬州豫章
郡相较，豫州的大小只及豫章郡的一半，而人口已达750多万，是后者的20
多倍，足证南北人口分布之悬殊。东汉时期，南方人口显著增加，扬州人口
从320多万增至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从
470多万增到720多万，而北方人口除冀州有增加外，其它各处都呈减少的
趋势，说明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有南移的趋向，而南方人口的增长更促进了南
方地区的开发，减少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终汉之末，北方黄河流域
仍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大部分人口还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两汉农业生产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之列，在中国农业漫长悠久的历史进
程中有着非常卓著的地位。两汉人口已有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记载，西汉人
口数字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记录最高，当时全国人口已达59，594，
978口。东汉时期的户口最高统计数字，是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的
人口记录，全国人口为50，066，856口。两汉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5
千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以后近1千年里，中国人口数量也一
直在这个水平上徘徊不前。汉代人口高峰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
尤其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全国粮食总产量和农民每户平均粮食
生产量都有很大提高，足以在两汉400多年里维系5千万人口的粮食消费。
与当时西方相比，罗马帝国在公元200年左右达到人口全盛时，估计有4600
万人口，比之两汉最高时还少1千多万。当时欧洲人口估计有3，600万人，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欧洲人口则有2，800万，都比汉帝国少得多。汉代农业的
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基本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人口增长推进了农业的发展，加
快了荒地的开发。生产工具的改良，粪肥的利用，水利的兴修，这些卓有成
效的农业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特色，影响深远，直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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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仍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汉代开创的精耕细作下的小农家庭
劳动形式，在生产工具和资源投入上并无重大改进，这固然说明了汉代农业
生产的成熟，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是人口的主体，人口的增长推
进了农业的发展，而新增粮食主要用于新增人口消费，积累很少，所以精耕
细作下的传统农户家庭经济不能摆脱人口压力。农业进步虽在汉代达到很高
水平，却再难以有根本上的突破。
（2）农民和农民经济
客观地估计，汉初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当时社会刚开始从战乱中
恢复，田园荒芜已久，人口流失，农民很容易得到土地，汉朝政府也采用一
些措施扶植自耕农，轻徭薄赋。汉武帝时开始，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小
农破产流亡者很多，但直到东汉晚期以前，两汉农民中大约仍以自耕农为主。
东汉晚期开始，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迅猛扩张，农民越来越向佃客、部曲转
化，自耕农已不占主要地位。佃农的数量也不少。武帝初年，董仲舒说，商
鞅变法之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破产农民只能租种豪民
的土地，交纳一半的收获作为地租，而国家对自耕农仅征“十五税一”的田
租，佃农负担沉重，过着“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的痛苦生活。自
耕农、佃农，在身份上都是自由农民，秦统一后将个体小农称为“黔首”，
秦汉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小农人身上没有什么限制，农民可以
自由买卖土地，出卖个人劳动力。政治上打破了原来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