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经济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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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何兹全先生曾对两汉社会奴隶的数量加以估计，认为汉代十分之
二三的民户拥有奴隶，平均每家有两个奴隶，则汉代奴隶总数约为400多万
①
到600多万 。这个数字相当于两汉5千多万编户齐民的
1
，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因此对两汉社会的影响不应低估。
10
4。财政和赋税
汉帝国人口众多，规模宏大，其组织结构自然较为复杂。西方学者以为，
公元前2世纪中国即已出现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汉帝国，是一个奇迹。所以两
汉社会经济史中，两汉国家是怎样从经济上加以组织，实为一个关键问题，
而财政、赋税制度与此密切相关，因为前者是国家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后
者则深刻反映出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1）财政制度
两汉财政组织的一大特点，是国家财政与君主私人财政之区别。《汉书·食
货志》称：
“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
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
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殷周时代，国家是贵族政体，各自为政，国家收入和君主私人收入混在
一起。秦汉以来，随着官僚政体的出现、国家机构的发达，以国家为主体的
财政活动就日益发达重要，同时汉朝正处在这种新财政体制的确立时期，皇
帝不仅是一国政治的最高权威，而且依旧是最大的封建主，所以还保持着私
家财政这一特色，两汉财政更因此成了上述两种系统相混合的过渡体制。
就两汉皇室财政而言，其专门管理机构是少府。皇室财政有专属的、不
归国家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山川河泽之税、市税、口赋、苑囿池籞的收入、
公田收入等几种。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逐步确立和发展时
期，土地私有关系正在扩张，但毕竟不能全面取代旧有土地制度，而且因为
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不是特别稀缺，所以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地，尤其是
山林川泽，这些在当时名义上视为皇帝个人所有，山川的出产都归皇室，民
间若樵采渔牧，要向少府纳税。山川出产矿物，两汉政府正是在这一基础之
上确立起盐铁专营垄断的制度，来排挤民间经济。皇室财政的收入主要用于
君主私人消费，包括膳食、被服、器物、舆马、医药、戏乐等日常开支和对
臣下的赏赐等，不包括宫殿园陵这些土木工程的费用。
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田租、算赋；更赋；算緡、算车船等工商税；
盐铁专卖和榷酤、均输所得；出卖爵级所得等。其中盐铁专卖前面已有详述，
榷酤是对酒类实行专卖，均输是指官府将各地贡纳的实物由专门机构管理，
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谋取市利。租、赋，后面还要谈及。总之，汉代国
①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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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对民间的税收，官营经济如盐铁、榷酤也是重要来源。
两汉财政支出，主要有官吏俸禄、土木和祭祀之费、国防开支等。军费开支
浩大，两汉王朝屡次对外用兵，常常使国库虚耗，民力穷竭，对经济发展危
害很大。
两汉财政总的收入规模及帝室、国家收入的比例多少，我们只能从古文
献中挖掘到一些零星材料，西汉末年的王嘉和桓谭都讲到这个问题。据王嘉
说，汉元帝时中央财政有四十万万钱，而皇室收入合水衡、少府之钱有四十
三万万多；桓谭说汉代国家财政收入有四十余万万，而少府收入有八十三万
①
万 。上述数字，恐怕不全适用于整个汉代财政，但无论如何，帝室财政规模
之大应是无庸置疑。
（2）税收制度
两汉时期已有规模庞大的财政体制，因而其国力强盛、向外发展也就不
乏基础。作为两汉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税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
古代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租是针对两汉农业生产和农民征收的田赋。税率一般是十五税一，也有
三十税一，按耕地的收获量计量征取实物。算赋、口赋是人头税，算赋是对
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征纳，每人120钱，口赋是对7岁以上的幼年儿童
征纳，每人交23钱。汉代税制有重赋轻租之特色，赋的收入数额是租的一两
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田租、算赋和口赋之外，汉代
编户齐民还要服徭役或交代役钱，即力役之征。汉律规定，凡23岁至56岁
的成年男子，除一生中要服2年兵役之外，还得每人每年在郡县服役1月，
若不愿服役或身体有残疾，则按规定交纳代役钱三百，即为更赋。更赋类近
于人头税，且每年必征，数额不在算赋之下。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两汉税收中，按人口征纳的赋税要比按田亩征收
的赋税重要。除田租外，两汉其它赋税一般都以货币交纳，所以两汉财政收
入的主要部分是钱币而非实物，这称得上两汉财政收入的一大特色，也反映
出货币经济的发达。
为了保证税收的完纳，汉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和制
度。中央有大司农掌管钱谷币帛，还有专门的赋税机构“算府”。基层设有
“循算使者”、“啬夫”、“乡佐”等职，专门执掌赋税的征收。每年纳税
都有规定好的时间，按时开征，并且要验核各家的人口、资产，严防偷漏。
现存汉简中就有征收算赋的簿记文书，登录内容详尽具体，足以说明汉代税
收体系的发达。
从基层征收上来的赋税，由各郡国管理汇总，再向中央上调或申报。郡
国设有管理财政、赋税的专门官员，叫上计吏，负责向中央申报财赋情况，
这种上计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的有力控制。
① 《汉书·王嘉传》，《太平御览》卷62731，恒谭《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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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
1。城乡经济的衰落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东汉政府财政困难到发不出官僚俸禄，
农村土地抛荒，流民四起，社会危机正不断酝酿成熟。公元184年爆发的黄
巾起义及其后的董卓之乱，终于给东汉帝国带来崩溃的局面，混战割据取代
了统一集权，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全面衰落。
（1）城乡经济的衰落
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往长安，强迫洛阳数百万人口一
同迁去，放火焚毁了洛阳城，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死后，
长安大乱，董卓部属互相攻杀，关中又落入浩劫之中。据《后汉书》记载，
汉献帝刚到关中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
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汉献
帝自己也不讳言当时全国军人割据、互相争战的混乱黑暗局面，承认“今海
内扰攘，州郡起兵……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
①
顾他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陋困苦，亦已甚矣。” 战乱之下，东汉人
口锐减，或死于兵灾，或死于饥饿和疫病。当时屠城杀人之事举不胜举，像
董卓烧洛阳城，其部将毁长安城，使中国古代两座最大的城市沦为废墟，不
见人迹。公元193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军阀袁术驻军江淮，
“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自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
三国鼎立之势形成这19年中，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成了战场，两汉帝国
几百年内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在纷飞战火中化作了缕缕青烟。
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期，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仍不能与两汉盛时相比。
魏明帝太和年间 （公元227年—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
②
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以魏国全境户口与汉时
一州人口相比，魏尚不如。当时魏、蜀、吴三国人口总计只有不到8百万人
口，较之两汉最盛时的5千9百多万人，实在相差悬殊。即使这部分恢复也
不能持久，西晋统一不到40年即被北方少数民族武装灭亡，北方出现十六国
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一落千丈。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遭到
严重摧残，“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往昔城邑，如今墙宇颓废，蒿棘成
林，荒草丛生。许多汉族地主豪强，带领宗族设立坞堡垒壁，每个坞堡既是
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又是割据的政治军事组织。老百姓不得不投
靠这些大大小小的堡主，沦为依附农民，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存在，也是被限
制在极小范围内的实物交换。钱币成了罕用之物。
（2）货币关系的萎缩
中国货币经济，自春秋战国发展以来，到两汉达到兴盛，随着汉帝国的
崩溃，货币经济也一蹶不振，交换活动日趋萎缩。这种经济演变首先反映在
金属货币逐渐退出流通环节：
西汉时，铜钱是国家收入的大项，朝廷各种支出也以用钱为主、东汉继
承了五铢钱作为货币，但同时也少量使用布帛。东汉末年开始，实物取代了
① 《三国志·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② 《三国志·魏志·杜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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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铜钱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谷帛取代五铢钱始于董卓之乱，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废五铢
钱改铸小钱，他用洛阳、长安的铜人和坏钱作为铸材，所铸小钱，没有轮廓
文章，不便使用，于是引起通货膨胀，“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铜钱在当时虽是罕用之物，却并非完全绝迹，但是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复
存在，流通的钱也很混乱，恶铸私钱甚多，魏晋南北朝各代货币使用情况如
下：
三国时代，魏在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恢复五铢钱未成功，明令
百姓以谷帛相交易。其后明帝恢复五铢钱成功，但使用并不广泛，除洛阳等
大城市外，社会上广大地区仍是使用谷帛交易。孙吴虽也铸钱，社会上也是
以布帛交易为主。《晋书·羊祜传》记载羊祜伐吴时，收割吴国百姓的谷子
作为军粮，然后计其谷价，送绢偿还。蜀国虽行铸钱，社会上也是以谷帛作
流通媒介。
西晋灭亡后，北方十六国各政权很少用钱，后赵石勒曾想恢复钱币，结
果失败。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公元495年）首次铸行太和五铢钱。这之
前的一个半世纪里，北方货币经济简直是消声匿迹了。据史料记载，太和五
铢的流通范围仅在京师洛阳一地，北方各地或是不用钱，或只用旧钱。北齐、
北周情形也是如此，社会上大量使用布帛交易，钱币、布帛杂用就是不错的
情形。
自东汉晚期开始，谷帛充任货币的职能一直通行到唐代中叶，达五六百
年之久。钱币在这样长时期内不能通行，是有深刻原因的。单从铸钱制度上
看，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里，中国处于分裂割据之下，除西晋短期统一之外，
不曾有过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出现，而中国钱币铸造一直归政府管理，汉行
五铢钱以来，更是严禁私铸，仅由中央政府充任唯一的货币发行者。要做到
这一点，中央政府必须有较高的威信和充足的财力，而魏晋南北朝各朝均无
此力量，相反却想借铸钱来弥补财政亏空，钱币成色不足，在社会上流通就
会有“劣币驱逐良币”情形发生，民不乐用，加之政府无力制止民间私铸恶
钱，所以难免通货膨胀发生即使有铸钱，百姓也避而不用，改采谷帛交易。
从更深一层的背景来看，汉帝国灭亡后，原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遭到破坏，
城市荒芜，农村凋弊，社会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因此作为交换经济发达的
产物——钱币，自然失去原有地位，趋于萎缩。实物授受在很多领域里排挤
了货币交换，不惟民间买卖如此，国家财政赋税制度也蒙上很厚的自然经济
色彩。三国时曹魏行屯田制，又创设租调制以取代汉朝赋税制度，即是改货
币税为实物税，让小农以自己生产的布帛绢绵等实物交税，这种赋税制度因
切合自然经济之需要，历经损益而延续至唐朝。百官俸禄，也按实物计取，
甚至授予一定数量的公田作为官吏俸禄津贴。地主豪强设立的庄园，像北方
的坞壁，南方的田庄，生产上多种经营，力求自给自足，所谓“供粒食与浆
饮，谢工商与衡牧”，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宣扬的那种与世隔绝，“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状态正是当时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经济生活。
2。人口迁徙与南方经济发展
（1）流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受战乱和饥荒压迫，被迫离开故
土向外迁徙，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空前移动，其时间之长、人数之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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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范围之广，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董卓之乱后，北方动荡不定，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其迁徙方
向有三：其一为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三国志·魏志·卫覬
传》言，“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其二是
由中原流入东北和辽东；其三是由中原迁往江南，如《三国志·吴志·鲁肃
传》言鲁肃南渡长江，率领男女300多人。当时吴国大臣中，像吕蒙、张昭、
周瑜、诸葛瑾等都是由北方避乱而来，占了吴国高官的一半以上，依附他们
迁来江南的人户肯定不在少数。
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西晋末年动乱之际。迁往地区有四川荆湘、山西、
甘肃、辽东、江南等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人口流出之源。这次移民的规
模比之东汉末期还要大，其中许多为有组织之迁徒，组织者往往是豪强士族，
以宗族乡党相联系，势力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