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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探索·发现之考古·中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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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它涉及木工、漆工、锻造等诸多工种。
  古代的车辆制作的关键是轮子,因为过去的路不是太平,轮子必须要坚固,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很讲究,它必须要把木头一块一块的做成网状的,车中间的那部分结构安全是榫铆结构,这种结构有独特的结构方式,把它协成以后,越走越紧。 
  在制车业非常发达的齐国,都城临淄的街道上人来车往,其中有许多马车远道而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客商,齐国制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开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驾车的数量来决定接待的规格。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时间,临淄城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发掘出的戈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可能有一辆车上就坐着孔子。但他不是来经商的,他是来寻求更大的政治抱负的。当时像孔子这样的人出行必须乘坐马车。孔子驾车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广招门徒,主要传授六艺。这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术”,其中“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项技能。
  为什么要重视御呢?因为御是士在报效国家的时候作战,作战的时候必须要会赶车。 
  驾车的技巧在于如何控制马。马分为服马和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负责用力拉车,外侧为骖马,负责左右转向。要想随心所欲地驾驶马车,就要学会用缰绳调理好服马和骖马。《诗经·秦风·小戎》中所谓“六辔在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汉代以前,乘车的时候有站着的姿势,还有坐着的姿势,要求乘车有车容,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都崇尚自由,就觉得这种坐车的方法很不太适应。而牛车因为走起来比较缓慢,另外车厢比较大,也可以坐,可以躺。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据史书记载,晋元帝继位之后,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后来皇帝开始喜爱牛车,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


发掘出的古车马
  到了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连牛车也不愿坐了,而是喜欢使用人力的辇和轿。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马车、牛车更多地用于载重运输了。
  到南宋以后坐轿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坐轿。
  到了清朝的时候,像福康安这些大将,大将上前线都坐轿,轿夫倒是骑着马,轿夫骑着马跟着轿,多少里就换一班,这个轿夫再骑着马,那个再给他抬轿,到了这个程度。


古城模型
  唐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车和轿是同时存在的。
  轿子的平稳并不能完全取代车子的多种功用。不过轿子的出现不但没有让中国的制车业寻找到应有的发展方向,相反在一程度上抑制了车的发展。
  一直到近代历史揭幕以前,中国的古车它的最高峰就停留在十三世纪那个阶段。十三世纪以后,中国古车因循原来的历史轨迹慢慢地向前走,没有重大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车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很难想像中国古代的马车与汽车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古车始终是以两轮车为主,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四个轮子的马车。这个发明非常之重要。而这个发明在欧洲公元前瑞典南部的岩石上的岩画已经刻出来了这种能够前轮转向的四轮马车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两轮的马车没有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在两轮车之外,中国人并非全无建树,早在西汉末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小巧灵活的独轮车。独轮车只需要一个人推动,既可载人又可载物,适应平原和山区的各种道路。独轮车是中国人对世界科技史的一大贡献。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车辚辚·马萧萧(下) 

 
  

古时造车工厂复原模型 
  这是发现马骨的河堐头村,清朝末年修围子墙的时候,就发现过许多骨头。1964年夏天,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这里,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恩田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
  清理了周边的泥土,现出了一个清晰的马的头骨。很快,考古队员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挖掘出了145具完整的马骨。1972年和1982年又进行了两次挖掘。三次总计挖出251具马骨。根据已挖掘部分的规模推算,殉马坑全长215米,平均宽度4。8米,浅的部分已经露出地表,深的部分在地表下2。2米。从殉马密度看,平均1米地段有2。7到2。8匹马,如果按全长215米计算,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所有的马头都朝着相同的方向。


考工记 
  齐国共经历了39位国君,经过周密的推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到了齐国第25代国君齐景公的身上。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490年。文献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说齐景公有马千驷。千乘这个邑名就是因为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得名的。
  春秋时期的齐国,厚葬之风盛行。齐景公既然非常爱马,那么他死时带走他所钟爱的骏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临淄古墓群——四王冢
   这么多生性活泼的马,是怎么被掩埋在黄土之下的?它们是惨死在屠刀下的吗?这六百多匹马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
  如果以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计算,600多匹马相当于150辆战车的配备。在以马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春秋时期,就等于一个“千乘之国”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
  齐国在春秋时期雄霸中原,战马带来的辉煌刻记在以写实风格著称的齐瓦当上。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齐威王时代。现代经济学家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统筹法的实践。


临淄…家庄墓模型 
  古生物物种专家根据测量结果断定,这些殉马一律都是蒙古马种。
  中国的马在秦代以前都是属于蒙古马种,这种能吃苦耐劳,很适合我们的环境、饲养条件,可这种马的缺点解决奔跑的速度不块,所以从汉武帝他就要求改良马种。
  中国不断地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最具神话传奇色彩的就是汗血马。它体格健壮,奔跑速度极快。人们把它皮肤上由于携带寄生虫而产生的明显的红斑,形容成它在奔跑时流出的带血的汗珠。


齐长城 
  马似乎给汉代人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从西域得来的马更被当成了神物。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从出土之日起就让全世界为之惊诧,汉代的人,认定它是标准的千里马。
  这是从西域引进的六匹良马,他们跟随唐太宗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为李氏江山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将它们刻在自己的陵墓前,无疑是对他这六位战友最后的嘉奖。
  热爱良马的唐太宗,使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这时的养马业在民间同样也具备了广泛的基础,我们在唐代佚名画家的《百马图》中,看到的就是人和马怡然亲和的情景。


唐太宗 
  经过人类训练的马,智力明显增强了,可以接受驯马师的各种信息,领会骑手发出的各种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中国早在汉代就有马术表演。马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技能,马上献花、骑马飞刀等马术项目至今还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只唐代银壶,但是壶上的衔杯纹却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这匹嘴里衔着酒杯的马,正好与唐诗中“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相印证。文字记载的唐代舞马终于有了实物见证。 


田野、王恩田考古队 
  唐代的舞马,当时训练了很多跳舞的马,它是可以按照走步子,走阵列,它还可以在有的台子上做各种姿势。这些马因为它受过训练,听见奏乐就要跳舞。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作为战备资源还是交通工具,马一般都要配马鞍、镶马蹄、装马镫。然而在临淄的殉马坑里,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马具。
  中国古代现在看起来在车战时期,在商周车战用马是没有鞍子的,它不需要坐鞍子。一直到战国晚期骑兵开始出现,出现了鞍子。


铜奔马 
  早期的马鞍只是一个简单的垫子。随着骑兵的发展,到了东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马上前后鞍桥很高的这种双轮的高桥鞍子。
  到了隋唐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唐代,唐代李世民和李渊他们原来守太原主要是与突厥骑兵作战,所以他们引进了突厥的马和突厥的鞍子。所以我们看到昭陵六骏最典型的,那个马都是突厥马。 
  在这一匹匹殉马的马蹄上,我们试图找到马蹄铁的痕迹,但始终没有发现。


文姬归汉图
  中国古代也完全认识到在长途骑或者奔跑之后,马蹄子会裂开,甚至于出血等等问题,而且以当时的冶炼水平,齐国完全可以冶炼铁,也可以打制马蹄铁,但是一直到了南宋中国还没有蹄铁,中国的蹄铁的出现大概是元朝以后才出现的,从西方传来的蹄铁。
  据古生物专家测算,春秋时期的马与今天的马相比没有太大差别,平均高度在一米四五左右,人们要想一步跨上这样的高度,不借助别的东西是难以想像的,今天人们踩着马镫上马,但在临淄的殉马坑里,我们就是没有看到类似马镫的东西。
  在湖南长沙金盆岭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骑马俑上,马的左侧有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小马镫,这个小马镫仅仅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墓室中的记年铭砖分明记录着“永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02年。如此说来,早在公元302年,中国就出现了单马镫。


殉马坑
   这就是在南京象山一座东晋早期墓中出土的双马镫,真正意义上的马镫出现了。只有马镫的出现才使得重装骑兵才真正成为可能,才真正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也就可以说是有了中国的马镫以后,西方的骑士制度才成为可能。 
  至于马镫是在什么时候传到西方,又是怎样传到西方的,现在都已很难考证了。


百马图 

  世界科学史专家怀特说:“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了如此巨大的催化作用”。 
  在这个没有马鞍、马镫和马蹄铁的殉马坑里,我们同样难以找到任何痕迹来证明这些马生前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以春秋时期马的用途来看,马主要是用于战争。马被绑在战车上,成为战车的一部分。


淄河古道 
  从战国末年开始,匈奴这个系统的民族从北方和西北就不断的和燕国,三晋这一带作战。用战车去对抗匈奴的骑兵很困难。所以赵武陵王要推行胡服骑射。这样中国古代的骑兵就开始出现。战车依然与骑兵并行了数百年,直到汉武帝北逐匈奴时,才真正完成从战车到骑兵的转变。
  此后,马为中国历代王朝都建立过功勋,大略雄才唐太宗驰骋南疆北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饮马塞纳河畔。马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显著。
 



 
第三部 藏宝现身
沉舟帆影(上) 

 
  

古船的挖掘现场
  1974年6月9日,泉州市东南的后渚港来了一支考古工作队。在村民和解放军战士的协助下,对海滩上的古代沉船进行发掘。
  在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的资料库里,保存了这段从未发表过的纪录片。黑白的影像不加修饰地记录了沉船考古发掘的过程。大量的出土物和船体的结构特征,都证明这是一艘宋代远洋木质帆船。
  宋代古船的船舱内还出土了21枚我国已知发现年代最早的木质象棋子。出土的棋子形体大小不一,字体有阴刻描红、有墨线双勾、有浓墨楷书。


古船博物馆中的古船模型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后渚宋代沉船的发现表明,这艘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泉州造的海船,是航行于南洋航线上的远洋商船。船板接合处的缝隙,是用石灰、桐油搓合成的油灰,加上麻絮填塞以防漏水。浑然流畅的尖底船型,加上船舱内水密隔板的设置,足以证明它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海船。
  水密隔舱是中国造船工艺上的一大发明,最迟在唐代已经很普遍使用了。从现在发现的运河船,都是有水密隔舱的。宋船是很典型的海船上的水密隔舱。 十八世纪末期,欧洲才从中国引进这种水密隔舱结构。
  经过复原后的这艘宋代三桅远洋木帆船,船体长达34米,最大宽度11米,型深3。8米,排水量在400吨左右。它以实物证明,宋代以泉州为代表的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曾经领先于世界。


古船博物馆中的古船模型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船舶发展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中国古代船模研究中心。展示着我国从远古至清代,分布于江河湖海各水域典型船舶的家族。
  展厅里这件1955年出土的东汉陶质船模,底部略平,前窄后宽,船的上部带有楼阁,所以也叫楼船。船头下悬挂着一根“十”字形的碇,这是船舶的停泊设备。船的尾部有操纵室,后面斜插着舵,舵面上还开了一个洞孔,可用来悬吊舵,以免船靠岸时撞坏。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已使用了舵,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中国的海上的航区主要是以长江为一条线。在长江以北,叫北洋航线。长江以南,是南洋航线。北洋航线多是沙滩,而且比较平,水比较浅,所以这个航区的船必须是平底,所以平底船到了明清以后,就发展出来一条叫“沙船”。这个“沙船”因为在海上碰到浅水有的时候要搁浅的话,不会翻掉。
  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市井生活,船舶专家把目光锁定在汴河上形态各异的二十四条船。它们是我国宋代长江以北,在内河中航行的平底船的典型代表。 
  汴河船有货船、客船、漕船、渡船、渔船之分。 
  汴河客船与漕船有较大的不同,它的船体狭长,船尾向后伸展。考虑到载客的特殊要求,上层的建筑宽敞、舒适。客舱两侧都有比较大的窗户。作为客船船艏的甲板外挑,造有楼台亭阁,客人们尽可在这里把酒吟诗、挥毫泼墨、品赏两岸风光。
  古代的帝王也建造豪华的龙舟,供自己在水上游乐。公元605年,南北大运河修成不久,隋炀帝在嫔妃的簇拥下,便是乘坐这种龙舟从东都洛阳到扬州去巡幸的。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间,先后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浏河镇起锚,驶向茫茫的大海。郑和所实践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线划过亚洲到达非洲,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郑和出使的船队,最多时由9种船型,200多艘船只组成。这9种船型除郑和的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大八橹 、二八橹和六橹船等。
  “福船”是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是中国尖底型海船最优秀的代表。它不仅适合做深海捕捞的渔船,还适合做远洋运输的货船,同时还适合改装成捍卫海疆的战船。
  1661年3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部将25000人,战船400艘,挥师东渡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泉州、厦门一带所建造的“福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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