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之考古·中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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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泉州城南晋江岸边，曾经是古刺桐港的中心码头。
　　北宋元祐2年，即公元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海关”。　
　　宋元时期，泉州出口的众多货物中，就有精美的丝绸织品。这一时期，泉州由远洋帆船向海外诸国输出的货物中，更多的是陶瓷器。
　　德化窑烧造的瓷器，由于含铁成分少所以洁白坚硬，宋元时期就已经蜚声海内外。由陶瓷和海洋编织成的纽带，把泉州和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博物馆陈列的古船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陶瓷无疑是国际市场最热销的商品之一。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无数的海底沉船留下了一条打着中国印记的“陶瓷之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把眼光投向南海的中国沉船，中国水下考古工作队1998年也第一次组织了西沙海底的考古发掘。
　　近一　、二十年来，好几个国家打捞到中国的沉船和遗存海底的瓷器。1995年5月精于海底探宝的英国人麦克·哈彻，第三次闯进南中国海，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和丰富的经验，找到了我国清代沉船“泰兴号”。除了发现无数死难者的骸骨外，还捞到了30多万件中国的瓷器，这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
　　这本书是德国斯图加特拍卖行出版的图录，这本图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是灵芝纹的盘、碗、碟，这种是德化窑的民间青花的典型的器物。
　　2000年11月，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拍卖了这批瓷器。“泰兴”号的两千多个亡灵，绝不可能知道180年后，有人会从他们身边赚走2240万德国马克。


宋·磁灶窑绿釉双龙纹军持
　　1138年一位叫朱纺的泉州籍船长，在往返时间不到一年的贸易中获得了百倍的利润，于是刻下了一方“祥应庙碑”。他赞颂神的功德，也留下一段南宋绍兴年间，到南洋赚大钱的史实。
　　宋代，每当春夏之交和秋冬之际，泉州的地方官员都要云集在西郊九日山上，举行隆重的祈风仪式，向海神“通远王”祈求顺风。
　　每次祭祀典礼仪式结束后，官员们都要在岩石上刻字纪念。现存于泉州九日山的十段祈风石刻，是我国仅存的记录祈风活动的珍贵实物，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繁盛的历史见证。


南宋腰空珠光碗
　　一艘按传统工艺建造的新船就要下水了，人们忙碌了几个月，就盼望着这一天。船身是典型的“福船”打扮。
　　新船在众人的牵引下缓缓地滑向大海。
　　七十多岁的船老大已经四十多年没有机会驾驭木帆船了，几个老航海人聚在一起，算是重温“风雨同舟”的旧梦。
　　新船首航一定要有一个小后生参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图一个“生生不息”的好兆头。后生的手要牢牢地抓着绳索，这绳索的另一端就连着升起的风帆。
　　风推着初试身手的帆船，离开港湾驶向生机勃勃的大海，那是先辈们千百年来为之魂牵梦萦的地方。
　



　
第三部　藏宝现身
沉舟帆影（下）　

　
　　

明·梅花犀角杯　
　　泉州，在中世纪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曾吸引了无数追求商业利益的外国人。于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在这里友好相遇，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在这里和睦相处。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收藏着数百方与这段罕见的世界文明史有关的宗教石刻，这些在泉州出土的珍贵文物，用不同的民族文字镌刻下年代久远的不同故事。　
　　时间的流逝，已经使某些文化留下了谜团。这方基督教古叙利亚文碑刻，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解读。
　　这方1946年出土的墓碑，9行阴刻的文字曾被误判为蒙古文或叙利亚文。英国几位专家经过近十年努力，才辨认出它古拉丁文的真实面目。


大量伊斯兰石盖墓
　　泉州随处可见的花岗石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使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得以用石雕艺术的形式，在这里留存下来。


唐·泉州伊斯兰教圣墓
　　有一位名叫伊本·奥贝德拉的阿拉伯人，去世之后，在泉州的家人为他立了碑。从这几个汉字，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外文化融合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泉州，不单称外国人叫做“蕃客”，称国外传进来的东西也常上一个“蕃”字。像这尊泉州“奏魁宫”出土的“四翼天使”雕像，就被称为“蕃丞相”。其实，它是古基督教石刻。1905年，被西班牙传教士任道远见到后，命名为“刺桐十字架”。
　　众多的碑文表明，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数人赚了钱，不少人还自由地定居下来，有的人还当上了官。他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富裕，死后也没忘记在墓盖石上精心装饰刻画，以便向后人显耀生前的荣华。
　　在“海交馆”后院近500平方米的草坪上，整齐地陈列着88座出土的穆斯林墓盖石。而那些还沉睡在地下仍未被发现的绝不会是少数。当年，刺桐城的阿拉伯人肯定有成千上万。他们平和地融入当地社会，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异国风情。


三大主神之一　
　　走进泉州，就仿佛置身于伊斯兰世界。通淮街上这座“清净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由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采用当地特有的花岗石凿砌而成。今天，规模宏大的“奉天坛”虽然只徒有四壁和几根孤单的石柱，却在斑驳中留下了与历史对话的古老文字。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独具中世纪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建寺300年后，耶路撒冷人艾哈玛德重修了“清净寺”宏伟的门楼，它成了这座千年古寺最典型的伊斯兰标志。
　　明代，泉州人在离“清净寺”只有百步之遥的地方，修建了“关帝庙”主祀关羽。600年来，一个是阿拉伯伊斯兰教，一个是中国民间信仰，在一条街上相安无事，归根结底还是这座城市的“宽容”。　
　　走进这座经过复原的印度教神庙，迎面站立的神像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除了中国泉州，在印度也只有两家博物馆藏有这种中世纪印度教的艺术精品。
　　印度教是最早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泉州出土的二百多方印度教寺庙神像雕刻和建筑构建，是我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庙遗物，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古基教在东方的早期代表作　
　　陈列在展厅里的印度教石刻，具有典型浓郁的印度艺术风貌。这种精致娴熟的表现手法，连印度学者都曾怀疑是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素有“桑莲法界”之称的泉州开元寺，有七十二方印度教“狮身人面”石刻浮雕被嵌砌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后廊檐下，立着两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九幅印度教神化石刻。开元寺成了这座城市宗教文化混合交融的神圣殿堂。
　　泉州郊外池店村的旧街上，有一座“兴济寺”与小杂货店紧紧地连在一起。与乡亲们朝夕相伴挤在一起的是尊很奇特的神像。他丰胸束腰四臂持镇妖法器，脚下踩压着魔鬼，一幅庄严执法的神态。考古专家对这尊神灵进行了籍贯考证，认定他是　“印度教舞王”，本该是泉州城里印度教寺庙的神物，元末明初的一场战乱，使它流落到这里。
　　印度“舞王”成了中国的“水神”，这个有趣的误会至今仍然在延续着，成了泉州特有的文化现象。
　　在泉州城南20多公里的华表山下，有一座寺庙，因南宋绍兴年间始创时用茅草搭盖，故庙号“草庵”。宋元以来始终香火不断，这里供奉的是崇尚“清净光明”的“摩尼光佛”。


五代彩绘石散乐浮雕　
　　寺庙遗址中出土的黑釉碗，能看出是专门烧制的，可见当年摩尼教信徒的人数不少。元代草“庵”改为石结构后，寺庙建筑因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形式而明显地汉化。
　　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摩尼教曾经盛极一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草庵”是世人最后能见到摩尼教始祖真相的地方。
　　泉州造像活动也异常活跃。西资岩依山凿刻的五尊大佛，是研究晚唐泉州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
　　宋代用整块巨石雕凿的老子造像，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道教石雕。思想家和蔼可亲的哲人形象，就在泉州清源山下被完美的表现出来。


唐·泉州西资岩石窟
　　泉州东门外风景秀丽的山丘上，安眠着两位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时期，渡航海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先贤。山因贤人而灵，便取名“灵山”，墓因贤人而尊，便被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
　　许多阿拉伯穆斯林也安息在这里。
　　泉州“海交馆”宗教石刻陈列馆中，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一行波斯文是“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中文写刻着“郭氏世祖坟茔”。
　　据查考，波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于元代远涉重洋到泉州经商，他最终定居下来并取了中国姓氏，郭。
　　泉州有一个丁氏大家族，也是阿拉伯侨民的后裔。从第一代繁衍到现在已有两万多人。


宋·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丁氏宗祠始建于明代，经过历代重修有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是福建省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回族祠堂。”　
　　郭氏和丁氏家族已经成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移民史的活文物。
　　这优雅婉转的韵律，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古乐。它是中国现在仍在演奏的最古老的特殊乐种。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一带，是南音演奏和传播最为活跃的地方。朝代兴衰更迭，皇帝早已不见踪影，惟有这古乐能穿透时空得以不断地流淌。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出发，在途经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圈中，现在仍然可以体验到南音古乐“余音绕梁、三日不散”的无穷魅力。
　　音乐史学家们惊喜地发现，现代在沿用流行的南音乐队编制，在出土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五代彩绘石刻中，能清晰的见到它的影子。　
　　泉州东南海滨，有一个叫“浔埔”的渔村。在这里人们用巨大的海蛎壳磊砌起了一大片已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屋。　“浔埔女”不论年长年少，总喜欢在发髻上插满清香四溢的时令鲜花。这里的老妇人也总习惯在头上包扎着阿拉伯式的“番巾”。鲜花和头巾数百年来成了这里永不落伍的时尚，民俗专家们也从这里看到了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遗风。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上）　

　
　　

20世纪初的龙骨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城里一片混乱。此时，一位在中国行医的德国医生哈贝尔，被迫离开北京，临行时他带走了一箱叫做“龙骨”的药材，实际上，龙骨是远古哺乳动物的化石。后来，哈贝尔将龙骨送给了德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位教授竟然从中辨认出一颗远古灵长类的牙齿。
　　1914年的中国仍旧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此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但他念念不忘施洛塞尔教授在中国龙骨中发现的那颗牙齿。到中国后不久，他就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予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便吩咐他们到华北寻找化石。
　　1918年，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
　　1921年春，三个外国人出现在周口店。三个人中，一个是安特生，一个是美国人格兰阶，另外一个是奥地利学者史丹斯基。


第一个对龙骨产生怀疑的人是德国医生哈贝尔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肿骨鹿、犀牛的化石。同时安特生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脉石英碎片。他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3年后，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访华时正式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师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　
　　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无法令人信服。
　　在步达生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圆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学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双方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三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作了规定：


1924年，年仅24岁的裴文中北大毕业后来到周口店工地
　　　“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捷的率领下，周口店第一地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10月16日，步林风尘仆仆地从工地赶回办公室，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他找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音：就）齿。这颗人牙使步达生兴奋异常，他给安特生写到，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步达生根据这颗人牙，首次提出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并认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纪，距今大约50万年左右。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地。　


1927年周口店发掘现场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
　　周国兴：“除了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呢，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他（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岁的贾兰坡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


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
　　　两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　
　　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十五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1936年，工作单调地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也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记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