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之考古·中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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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幕倩担厦娉ご�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考古队在坑中发现了一个人，当考古者将坑里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那个人是用铜制作的。考古者称它为青铜大立人。
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拆段为两节。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
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以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
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
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4）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及器物一角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钱玉趾：“这个签筒是竹制的，或者是木头的，被烧之后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两个空的手的形态在那里。”
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
陈显丹：“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大立人被认为是权力至高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他那套华丽的服装。关于服饰，学者们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右衽衣是指衣服领子的开口在右侧，简称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衣领是左衽的。
那么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领是怎么开的呢？陈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但有学者认为大立人的内衣是“左衽长袖深衣”或“左衽长襟衣”。
而王孖、王亚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内衣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给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他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也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铜人的发形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的，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的。
孙华：“从那些铜像来看，这些不带辫子的带发髻的人好像从事的都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们猜想，里面这些没有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宗教权力。而带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一种世俗的权力。但这两者是并存的。”
冈村秀典认为，人头像的辫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发型，但是这种发型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物质的流通，同时也能看出通过风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东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们是起源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经过迁徙，最后根植于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国。现在，另一个观点颠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具体地说，这群人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东方的氏族。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命名。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国里有中原人”的观点是以器物间的比较为依据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陶器都与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导致了一个一个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曾经有一支人群，他们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随即引出来一段远古的传说。
在夏代时期，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名叫有缗氏。《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部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曾以武力攻击有缗氏。有缗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
孙华：“四川古族中间有一支曾经是来自山东的有缗氏，这个有缗氏是和夏王朝有通婚关系的这样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古族。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由于这是毕竟我们所依据的都是一些传说和后世的文献，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所以这个不能做结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说。”
在此，有关蜀人起源的猜想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将探究的目光沿着四川的岷江溯水而上，企图发现古代的蜀人是如何在岷山兴起并如何溯江而下的时候，一个别样的假设可能是颠覆性的。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5）
一号青铜神树，有专家认为是传说中的神树“扶桑”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
谭继和：“这些树，应该说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段渝先生和林向先生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
段渝：“我觉得从它的形态和它的功能来看的话，和它的龙在上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剑木。”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靳之林先生在《生命之树》中写道：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与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与生命之树、生命之花、太阳花崇拜是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
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开始的发掘报告称其为车轮，但是从轮形铜器的构造来看，作为车轮的使用或作为车轮装饰都不可能。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
第三种解释是，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
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