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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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里是说过阮大铖很喜欢谈军事问题，但历史上好谈兵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其中还有不乏一些名人，可大多都是不着调的，所以呢，如果不是看到这篇奏疏，我也会想当然地认为阮大铖谈军事也是满嘴跑火车那种，更何况他还是个著名的大反派呢。但是，现在看来呢，他的主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虽然没法判断，可至少看得出他不是玩虚的——这就不容易啊！


　　
　　　卖国、亡国全有理
　　　
　　　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么！”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的用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的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置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么？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来而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利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去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侮蔑劳动人民”等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做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理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的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我们五十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