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大屠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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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南京惨遭洗劫的那年，老南京，清王朝的南京正在与国民党的新南京竞争。扁担两端挑着装有小饭碗和茶壶的篮子的小食贩；在露天工厂弯腰织丝绸的手工织工；手工擀面的面店雇工；沿街叫卖锡器的锡匠；在雇客门前修鞋的鞋匠；在馋嘴的孩子们眼前制作出来的糖果，这些孩子的手中捏着中间有孔的铜钱；推着吱吱作响的独轮车的人，车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让人既看不见车也看不见推车人，但是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路的沥青路；最终取代汽灯、蜡烛和油灯的电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代替了装在桶子里、在街上卖的水；坐满了军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轿车不停地按着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满是人群，有人力车夫，拉着蔬菜的骡车，缓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猫、马、猴子．甚至间或还有水牛或骆驼。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让人感觉它是决不会变化的。环绕这个城市的是建于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头城墙，有一位传教士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允许登上城墙之顶，肯定会看到中国最壮观的景象，从城南端的城墙顶上，越过修有缺口的灰色城墙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区的土灰色砖瓦，有钱人家红色和灰色的瓦屋顶，然后转向北方，隐约可见的是政府区的高大的现代建筑物；政府各部和使馆按西方样式修建的大楼。
凝视东北方，可以辨认到背对着紫金山深黑山脉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乡间别墅，这些别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然后再看西北，闪现的是江边的工业活动：工厂中冒出的烟雾，运煤港筑出的污水，附近码头的汽船和战舰，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间铁路和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北部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还能看见巨大、喧嚣的长江绕过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这些显赫与不合谐都在沉睡之中。潮湿闷热的空气久已使这个都城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合着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气味，使许多有钱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滨避暑地。对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天是经常瞌睡的日子，是懒洋洋地摇着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席在屋前挡日晒的日子，夜晚邻里们走出火炉般的房屋，搬着藤椅涌入街道，用闲聊打发夜间的时光，然后在露天入睡。
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 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虑地在码头等了4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以白”！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一艘截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我祖母的几位亲属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许多南京人没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样逃离，而是留在南京城里度过整个11月，有些人是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留下是因为年迈和贫穷而别无选择。11月不断地给他们带来坏消息——上海的战事进展不利。大批的中国士兵从战场回来，许多人还是孩子，不到12岁，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士气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队前行或是坐在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大卡车里。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见装备精良的新部队穿过街道列队走向江边，在那里登上由驳船牵引的船开往战场．显然战斗还没有结束。顶着大雨狂风，小型的现代中国坦克，从南京隆隆驶向上海，跟在后面的是驮着军衣、毯子、步枪、机关枪的骡群。
这个月末，绝望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中国的纽约城”——陷落了。20万日本军队现在站在上海与首都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队在败退。他们带来的是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废墟，日军正从上海向南京挺进。
丢失上海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打击。面对丢失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蒋试图解决一个两难问题：是保卫南京打退日本人还是把首都迁至更安全的地带。最后这位总司令决定两样都要。但是不是由他本人留在南京保卫南京，而是把重担交给别人——一位名叫唐生智的下属。
唐生智奉命保卫南京
蒋介石与唐生智的关系非常奥妙。他们谁也不信任对方——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们确实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对手。例如，在北伐时，当时国民党想要统一全国，唐生智帮助蒋介石打赢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但是唐从来没有对蒋表示过特殊的忠心，而且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两度使唐流亡海外——一次是去香港，另一次是去日本。但是1931年在中日满洲危机爆发时，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蒋介石又将唐生智重新召回军队。唐迅速升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到1937年他已成为蒋的军事训练总监。
1937年1l月，在几次关于保卫还是放弃南京的高层军事会议中，唐生智最终成了蒋介石顾问中唯一的一个主张加强南京防御的人。他认为，中国军队保卫南京，能减慢日军的前进速度，并给其余中国军队休整的机会。
但是当蒋问到谁留在南京领导保卫战时，唐和其它的军官都默不作声。蒋最后将了唐一军：“不是我留下，就是你留下。”面对他的逼视，唐肯定感到别无选择。他说：“我怎么能让总司令留下？”他承诺他将留在南京战斗到死。
决定将保卫南京托付给唐成了一大新闻。11月27日，唐在记者招待会上鼓舞士气。他向记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讲太感人了，结束时博得了记者的热烈掌声。
但是也有些记者注意到唐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安。实际上他刚刚大病痊愈，用一名外国记者的话说，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也是茫然若失的样子”。他大汗淋漓，要人递给他热毛巾擦干前额。
也许蒋介石知道唐生智根本不可能与处于上风的日本军队作战，指派他仅仅是要显得好像中国人真的正在加强防御。也许是谨慎告诉蒋介石应准备第二方案以备不患。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11月的后半个月实施了第二方案。首先，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在留守的官员中的谣言越传越烈：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术人宰割。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随后，11月中旬，5万中国军队到达，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到12月份，估计有9万中国军队驻扎在南京地区。
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构，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宇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3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狭窄的通道。所有的城门都用20英尺高的沙袋挡住，再用木料和角铁加固。还至少将一个城门用混凝土浇铸成一面墙。
12月初，军队还用火烧干净了沿护城河1英里宽的作战区域，根本无视损失和伤害。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在城郊，毁掉的有汽油，弹药、营房、农业研究的实验室、警察训练学校和中山陵中的建筑。在乡村，士兵烧掉了茅草房、带顶的农舍、树木、竹林和灌木丛。南京主要郊区无一幸免。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不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但是一个外国记者指出：烧焦的墙可以像真正的建筑物一样被日军用来抵挡炮火。他推测放火其实是中国人在“发泄狂怒与绝望”——想要只留给日本人一片焦土。
城市就这样在为迎击侵略作准备。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只要有力量、有判断力、有钱、有机会离开，都开始出逃。所有的博物馆馆藏都装箱运走。12月2日，数百箱故宫博物馆中的珍宝——几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部——装上船运往城外的安全地方储存起来。6天后，12月8日，蒋介石、他的妻子、还有他的顾问乘飞机离开南京城。毫无疑问，日军即将开始围攻南京。
四天沦陷之谜
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谜团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士兵驻守在这里，南京怎么会仅在4天之内，到1939年12月12日晚就陷落了呢？总之，军队在被包围时有足够坚守至少5个月的弹药。原因之一是，许多幸存者，记者和历史学家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士兵士气崩溃。他们还把唐说成是恶棍，他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后来根据新公布的文件写成的历史显示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在上海战役中，几乎有3； 000架飞机的日本空军使只有300架飞机的弱小的中国空军相形见绌。在其他方面，中国空军也不能与日本相比。上海战役中，意大利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对着城市乱投炸弹，向附近的西方船只投炸弹，甚至向拥挤的街道和外国居民区内的建筑物投炸弹。
但是，一个弱小的空军也比没有空军强。这就是唐生智面临的形势。12月8日，蒋介石和他的顾问离开了南京，同时离开的还有全部中国空军。在以后的4天里，唐在作战中得不到任何有日军运动的空中战略情报，因而使布置在南京周围山顶和丘陵上昂贵的大炮没有多少效力。
第二，转移到重庆的政府官员带走了几乎所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因而军队的各部分不能互相联系。
第三，军队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互相交谈有语言困难。一位在南京战场工作过的护士回忆说，中国军医说广东话而中国士兵说普通话，这种形势在医院造成了无数的误会。
第四，这支军队中的许多“士兵”是在一夜间成为士兵的，他们是被绑架来的或是从农村违背他们的意愿强拉入伍的。许多人在来南京前从未拿过枪。由于子弹匮乏，没有人浪费子弹训练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学习射击。而在有过作战的经验的士兵中，许多人刚从上海回来。他们疲惫、饥饿、患病，多数人精疲力竭，难以完成修建掩体，在城内挖壕沟的必要准备工作。
最糟的是，中国士兵没有一点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形势的战斗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指出，只要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情愿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帮助附近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其他部队。指挥官也并不表现得更好。报告评论说，他们互不信任，因此，日军得以从一个地区运动至另一地区，将中国军队一个一个地击败。
12月9日，日本飞机开始在南京附近撒传单，传单是由日军三个将军之一的松井石根起草。传单写道“保护无辜平民和文化遗迹”的最好方法是投降。传单说，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但是将“善意和慷慨地对待非军事人员和不对日军采取敌意的中国军队。”传单要求，南京城在24小时内，即第二天中午投降。“否则，将使用所有的战争恐怖手段。”
在公开场合，唐生智对最后通牒的条款表示愤慨。他把传单摔在地上，向所有部队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条命令是严禁部队撤退。命令说：“我们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前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任何不服从命令而撤退的人，将严惩不贷。”第二条命令严禁任何军事部门私自使用船只渡江。如果任何军事单位拥有船只，应将其交回运输部门。唐指定第79军为负责指挥及处理运输事务的单位，并警告将船只用于私人目的任何军事人员都将受到严惩。
但是私底下，唐生智在谈判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