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阉宦简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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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去了。现在赵高算是将心思全用到胡亥一个人身上了，他教他狱律令法，教他习字，但胡亥不成器，赵高更多时候的角色是胡亥的玩伴，但两个男人的感情就在这样的玩乐嬉戏中建立了起来，发展到最后，胡亥对赵高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有如女子对男人的依赖一样。这种依赖助长了赵高的胆量，使他在胡亥面前，逐步找到了做男人的感觉——这在秦始皇跟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个粗野的家伙，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有一种傲慢，这种傲慢让他挺着肚子连同肚子下面的生殖器，仿佛天下不过是他的一个嫔妃。但那个傲慢的男人终于死在了出巡的路上，他的身体任人摆布——盛夏七月，暑热难当，他的肚子和腹部鼓胀了起来，七窍中流出难闻的腐尸味，苍蝇逐臭而来。从沙丘到咸阳显然还需要一段日子，为了掩盖气味，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竟然被安置在一车鲍鱼里，这样，沿途臣民都知道是鲍鱼臭，而不知是始皇臭。赵高联合丞相李斯，密不发丧，假传诏书，赐死扶苏，让胡亥当了皇帝。然后又杀了拥兵自重、对扶苏之死颇有疑心的蒙氏兄弟。然后又杀了始皇帝的22位公子、10位公主。然后杀了朝中一半以上对自己不甚服从的大臣。然后又杀了宫中大多数宫女。然后又杀了为秦始皇建造陵墓的大多数能工巧匠。最后，他设法杀了李斯。每杀一批人，他的腰杆就直起来一些。终于在公元前207年8月，他能站直身子，并略带高傲地与胡亥说话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但他还想测测他人，看他们是否真把他当男人看。
所以，胡亥作为男人，是因为他有一个铁和血的父亲，赵高作为男人，则是因为他有一个“谋”和“术”的头脑。公元207年8月，两个男人就这样在一只鹿面前相遇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一个重大命题：在权力面前，知识何以为真？这个问题，两千年后，福柯才开始正儿八经地探讨。
故事的结果任何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记载：有的人低头不语，静以观变；大多数人附和赵高，说的确是马；只有极少数人，说是鹿。在权力面前，知识败退了。“静以观变”的那部分是“狗儒”的先祖，而说是马的那部分则成了独裁的帮凶，说鹿的那部分，我不说你也知道，他们都被杀死了。在这次事件之后，权力不但决定知识的真假，还决定一个人的真正性别。是的，胡亥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赵高乘机说他神经错乱，胡亥也就信了，也就遵赵高之意，去上林苑斋戒，以求上天宽恕。
胡亥在赵高面前失去判断力，从而失去自信，在性别角色上，他开始扮演女人。在赵高面前，他开始出汗，开始颤栗，甚至开始有了媚态。到最后，赵高玩够了这种性别置换的游戏，便指示咸阳令阎乐带兵攻入胡亥当时所在的望夷宫，逼胡亥自杀了。
胡亥在死前乞求阎乐：“您能允许我见见中丞相吗？”阎乐说：“不行！”胡亥又说：“皇帝我不做了，让你们中丞相去做，你能留我一条性命吗？我只求做一个郡王。”阎乐说：“不行！”胡亥又说：“那让我做一个万户侯吧。”阎乐说：“不行！”胡亥说：“我愿意同妻子做普通百姓，纳税服役，总可以吧？”阎乐说：“不行！”胡亥于是接过阎乐手中的剑，自杀了。这个情景很有意思，虽然自杀是一种相对体面的死亡方式，但在他那么多次的退让与请求之后才发生，显然说明，在心理上，胡亥早已失去了一个贵族男人本该有的骄傲。
胡亥死后，赵高拿出象征皇权的所有装饰物，武装起自己：他把传国印玺佩戴在自己腰上，穿起龙服，登上殿前台阶，坐在那张椅子上，并且面南背北。满朝文武像看着当初的那只鹿一样，看着赵高。在他们心里，今日的问题跟“是马还是鹿”一样，他们需要对“是赵高，还是皇帝”做出回答。强大的忠君思想使他们保持了长久的缄默——所有人也许还都意识到：阉人赵高，如何挺起腰杆治天下？他们还意识到：即使有印玺、龙椅、龙袍……用再多的权力符号装扮起来，赵高也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男人，这在男权思想已完全定型的那个时代，让这样的人做皇帝，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赵高的行为超出了朝臣们的想象力，而朝臣们的沉默则击垮了赵高，让他本能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走下台阶，脱去龙袍，迎立扶苏之子子婴。子婴继位五天后，就将赵高诱杀了。我们说：子婴继承了父亲的男人风范，这种风范让他在面对一代权阉时，毫无畏惧，并最终用自己性别上的优势，将对方击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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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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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身体啊，身体
从接到这个题目到现在，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当初的狂妄完全被现在的失落掩盖——面对历史，我永远只是一个无知的孩子。我在想，要是再有三年，再有三十年，也许我能彻底搞清楚时时萦绕在我脑中的许多问题：阉割对一个男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失去体尝性的能力，身体的意义何在？彻底驯顺的身体，是不是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凝聚或彻底流溢——换言之，经由性，能否抵达自我的边界？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如此本质而核心，以致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遗忘“阉割”的风尚史意义——这显然降低了本书的趣味性，让那些力图窥视阉人裆部的家伙失望而归。
还有，尽管没有几易其稿，但直至最后一次修改，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删除那些调笑观众的字眼，我力图让本书中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都显得正儿八经，对我而言，语言上的油腔滑调会严重损伤一部严肃作品的主题。在一个资本上升的时代，这样做显然不合时宜——但相声、小品和二人转已经足以娱乐成年民众的心性，我为什么还要凑这个热闹呢。况且，中国目前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打趣、调侃与机巧，而是庄重、严肃，甚至刻板。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完全中断了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我说的是，向来指导我写作的存在主义悲悯基调被暂且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考究的身体政治学技术。是的，我力图以身体政治学为基本方法，来重新书写帝国阉宦的历史——基于这样的野心，本书不再仅仅停留于阉割的技术史和制度史，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探讨身体和性。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性的科学史，而是一种性话语的建立——阉人的性是如何获得理解的。此前，我们从来都是在一种歧视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下审视阉人的性的——他们如此变态而令身为正常人的我们作呕……从他们身上，我们确证了自己的完整与文明。他们是我们的他者。这种颇具道德色彩的阉人史阻碍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以致任何更进一步的企图都被视为道德冒险。正经的史家于是回避了“把阉人作为阉人看待”这一理路，而故意把头埋进制度史的故纸堆里。阉人史就这样成了阉宦史——成了官制史的一个章节。我所努力做到的，就是重新从性的角度来理解阉人——经由一具具有确失的身体，我们也许可以构建一种历史：刑罚、观念以及经济行为都隐没其中。
这种颇具野心的写作企图耗费了我大量心血——我的意思是，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做了非常艰苦的思考……我力图让整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思维的乐趣，所以用以佐证观点的材料，我尽量将其浓缩在注释里。尽管写的是中国阉宦的历史，但我还是适当地将其他文明背景下与此相关的事例和观念引入进来，以求在一种比较框架内对阉割行为做出更公正的阐释。我并不是要写一本教科书，也无意对各种既有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我在构建一种话语的历史，但明眼人最终还是能够看出，这一切不过是对福柯笨拙的致敬。
生理意义上的阉割在资本主义裹挟而来的人道主义话语下废止了，但支配、奴役与控制并未随着我们开始温情脉脉地注视肉身而结束——如果说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固有形式，那肉刑的废止就不应当被看做精神控制企图的消弭。事实上，一种更加精微的权力系统开始加诸间离态势下的一个个主体，孤独的人群形成了——他们用同样的大脑思考，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处世，但他们就是互相敌视。谁都在趋利避害，他人显然就是地狱。资本家发了大财，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兜售一种叫做“认同感”的东西——试想想“部落”“俱乐部”“族”“群”这些时髦的商业辞藻，再想想“新潮”“时尚”“个性”这些商业崇尚的价值……谁都是自由的，但谁都无法自由选择。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而精神前所未有地驯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精妙阉割术的结果？资本家并未阻止身体对社会和观念的冒犯，他们甚至为此而窃喜：任何一种身体行为，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消费。比如尖叫，以前你可以去一个空地上，现在则只能去迪士高酒吧里。
一种情况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身体比精神享有了更大的优先权。这使得各种虚妄的身体一元主义者在摧毁精神价值时变得毫无顾忌——在叛军队伍中，女权主义者的身影分外显眼。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宣讲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身体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武器，作为消费符号，作为最后一种媒体……盛装登场了。乳房不再是哺乳装置，而是一个或者两个广告位。当一切如此确定无疑的时候，人的行为在一种全面繁盛的自由态势下整齐而划一。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某种阉割术的影子。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根本特征——复制，标准化，非人格化，本身就是一个个阉割隐喻。
遗憾的是，我并无意在这条理路上刨根问底。精微的身体政治学技术能够让我眼目明亮地对包围我、让我喘不过气的日常生活进行审察，对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城市现实给出常常令人击节的解释，但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种强大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沾沾自喜于对它做出华丽的解释，我们要改造。这也就是本书越写越慢的原因——我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移：我重新开始关注“人”，而不是结构主义的那一堆陈词滥调。
我战战兢兢地从主体性哲学的故纸堆里淘出一系列概念：他者，主体性流溢，主体性凝聚，主体间性，主体间离……我想据此对他者世界客体化后的人的救赎问题进行探索。我不得不重新重视精神问题——尽管它早已放弃了对肉体的统辖权，但毕竟，只有它才能让“自我”这个可以约减的概念丰满起来。不受精神规定的自我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请仍然不要误会，我无意于恢复理性的尊严和荣光。得益于长期以来的剧场观摩和战争画面观摩，我将会借用两个词语：信任关系与仪式感——经由此，孤独的人也许可以找到回到群体中去的力量与方法。所有这些未竟之意，我希望在下一本著作中能得到明确表达。
我看到了存在主义精神的复苏——一种“自由选择”道路之外的道路。
再次回过头来，我因自己的狂妄与无知而深深羞愧。
我不得不感激资深出版家刘兰生先生，正是他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但我却在此喋喋不休；我还得感激我的家族，他的冷峻、严谨、适度的激情以及并不令人生厌的耕读传统让我受益匪浅。我特别感激素有智慧与创见并博学的我的朋友阎海东先生，在我写作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常能给予我最切实的指导与帮助——多年以后，这本书也许变得毫无价值，但我无法忘记在北京阴冷的冬天我们针对一个问题居然有耐心讨论那么两天两夜。
我要着重感谢的是我的亲密朋友陌上有狐小姐，她不但在生活上照料我，使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