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阉宦简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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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完全来源于它们的外观。
尽管在史前很长的时期，女性受到普遍的尊崇，但自从进入公认的文明期之后，男性便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尽管各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为男性的上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科书式的说明，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这样的箴言：性器官是任何文化的基础部分。如果说文化就是一整套风尚掩饰下的秩序，那两性性器官被分别描述就显得意味深长：外挂的/内嵌的，凸起的/凹陷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忠实的描述，但问题在于，“外挂”优先于“内嵌”，正如“凸起”优先于“凹陷”一样。受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差遣，描述本身代替了判断。
我们并未仅仅停留在对两性生殖器的忠实描述上。最终，一对范畴一劳永逸地将两性生殖器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这对范畴是：阳/阴。尽管这只是一种象征，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两性观念，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太阳和月亮是跟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天体，针对它们的一切想象和隐喻无不可以投射到两性关系中来。它们一个太过耀眼，另一个则圆圆缺缺幽幽怨怨：太阳是男人，月亮是女人——这样的观念被认可后，太阳跟男人互相型塑，正如月亮跟女人互相型塑一样。这使得真实的历史看上去总是由男人创造的，因为太阳要求它的对等物——男人，必须耀眼起来。
男人终于可以炫耀他的生殖器了。我说的是，当“多”比“少”更优先的时候，拥有外挂体的男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比女人多了一个部件。这多出来的部件像战利品一样，使再委顿的男人也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为了延续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突起物崇拜被当做制度固定下来。
贝壳和橄榄形的东西被当做女阴，菱形的教堂的窗户也有这样的含义……但跟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比起来，对女阴的崇拜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在弗洛伊德眼里，男根象征物的名单可以很长很长：石柱、树干、摩天大楼、大烟囱、塔、旗杆、鳗鱼、萝卜、茄子、香蕉、蛇、兔、象、犀牛、鸟、帽子、领带、拐杖、雨伞、口红、刀剑、枪矛、弓箭、鞭子、加农炮、来福枪、匕首、太空
火箭、槌子、除草机、蜡烛、笔、钥匙、香烟、雪茄、香槟酒、冰棒、棍棒、水管、帚柄、吉他、跑车等等。
孙悟空的金箍棒没有名列其中，但这个可大可小的如意物事，作为男根象征物则再传神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绝对观念的国度，任何仪式都不会发展到极致——祭祖是我们的宗教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来源，但对于祖先的生殖器，我们从来都缺乏显见的关怀，只是温情地在他们的灵位前插上一块牌子（要不是精神分析学的恩赐，我们至今也许还不会这样考虑：莫非这块牌子象征着对祖先生殖能力的感戴？）
西方人显然来得更直接一些。古希腊人和
罗马人的街头，遍地矗立着巨大的生殖器造像，他们负责生殖的神都有一个硕大的阳具，少女在成人仪式上，会去触摸那些石造像以祈求生育。而扛着木制的大阳具游行，是许多国家妇女们每年一度的节日。在盛行裸俗的古希腊以及其他一些土人部落，男子则给阴茎装上铃当、结上彩带以便引起注意。无论这些风尚在今天看来多么粗俗，但它至少能说明一个道理：生殖器曾经是人的中心，而男性生殖器是世界的中心。
生殖器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经由勃起得以表达，经由戳刺得以实现。对阉人而言，他们丧失了这种权力——这种作为一切权力之基础的权力。
第五章：性惩戒
贞操带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项重大器物的发明：。尽管它直至19世纪才零星地用于男孩，使他在结婚前不致有性的行为——在青年人的统治者看来，性是成年人的专利，过早地让男孩享有是对成年世界的侵犯，这种侵犯常常被表述为“不利于男孩的成长”，或者“有伤风化”，但作为一种性惩戒方式，我们还是能从中管窥权力在性这个战场上的身影。
我的意思是，男孩在结婚之前，他的性爱权被成人世界剥夺了。这种剥夺并不像丛林法则那样来得直接——一头年幼的雄鹿可以通过武装角力来跟年长的雄鹿争夺交配权，但未婚男孩却并不能够通过暴力从成年男子那里猎取妻子：文明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贞操带正是文明的产物。文明通过价值传递和器物建立起了一种不可被质疑的秩序，凡是对此秩序提出异议的，都被斥为“野蛮”——在这样的话语暴力下，生物意义上的男孩被规训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意义上的男孩：阉人。
施于男孩之身的贞操带，是成年世界让他们在性这个领域保持沉默的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在文化、价值、文明、秩序等一系列堂皇饰品的装扮下，变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道德福音。从此，男孩被放逐了——直至他们跻身成人世界的那一天。
男用贞操带在贞操带历史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今天看来，它也许只不过是19世纪兴盛的贞操带工业的一个副产品：在形形色色的女用贞操带柜台后面，资本家用它来赚两个零花钱。
作为文明史上的光辉一笔，我们没理由不在贞操带的历史问题上如此浓墨重彩：它诞生于12世纪左右的欧洲，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被用来防止女性自慰。16、17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妇女曾把它当做
奢侈品，这直接引导了此后几个世纪的风尚，以至于19世纪，贞操带工业终于成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链条。而在资本主义工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以前，贞操带早已成为手工业的重头戏，与之伴生的开锁业，也开始繁盛起来，“让渡钥匙”曾经是欧洲讽刺剧的重大题材——人物：丈夫，妻子，妻子的情人，锁匠；情节：好嫉妒的丈夫为了防止妻子跟别人偷情，所以给她穿上铁制的贞操带，并把唯一的钥匙常年带在自己身上，聪明的妻子屡次偷盗钥匙不得，只得重金请来全城最有能耐的锁匠，让他在自己的胯下鼓捣半天，终于打开贞操带，使她成功跟情人相会。
贞操带的发明权问题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广泛争论，可见受老年男子主宰的学术庙堂对这项在他们看来如此伟大的发明，是如何地沾沾自喜。最终达成共识的猜测有三个：一是十字军战士远离家乡时，害怕他们的妻子不贞，所以发明了贞操带；二是十字军战士从东方带回了这种器物；三是威尼斯暴君卡勒拉所发明的一种刑具。
跳过这些无意义的争论，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到中国。中国典籍中尽管没有大量出现过关于贞操带的记载，但这只能说明贞操带并未广泛流行，因而没有进行话语建构的必要。据周作人考证，能与欧洲的贞操带媲美的东西，中国有两件：“穷绔”和“守宫”。《汉书·外戚传》记载，国舅霍光为了让汉昭帝只宠幸皇后，所以让后宫其他嫔妃都穿上穷绔——在今天看来，这种穷绔也并无特殊之处，只不过是质地厚实、系带繁多的内衣罢了。霍光的本意也只是增加妃子们脱衣的难度，从而让欲火中烧的皇帝失去等待的耐心，转投罗衣轻解就可满足其欲望的皇后怀中。守宫也大致如此。
这两件出现于西元前的“宝器”并未夺走“威尼斯带”“佛罗伦萨带”“维也纳带”在人类性奴役史上的风头，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起不到“守贞”的作用。流行于晚清大户人家的青铜贞操带，不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保险性上来讲，都丝毫不逊色于同时期欧洲的贞操带，这总算为中国在器物性性奴役这个领域夺回了点“面子”，但在它还没来得及传入新式文人的耳中时，已经自行消亡了。这段昙花一现的历史并不能说明中国男人在性上的开明，事实上，他们的奴役方式更加高明。当罗马男人痴迷于改进贞操带的性能时，中国男人早已在改造女人：藉有男权文化的优势，他们为女人立法——各种纲常观念被不断发展，并经由“贞节牌坊”“烈女故事”“节女庙”等一系列符号得到彰现和强化。女人并未公开反对这些，而是将它们一一内置，最终成为“发自女人内心的需要”：女孩不守贞节，首先遭到的是母亲的毒打，而处于相同命运下的姐妹们，显然也会把她看做家族的败类。强势下的男权文化彻底瓦解了女人阵营，从而让她们中有文化的、本可以作为女权代言人的精英们也自觉扮作男权秩序的鼓吹者——《女论语》、“三从四德”等都是出自当时的才女之手。用女人统治女人，用奴隶统治奴隶，这是中国的智慧。
性爱权国有的秘密
这样的观念现在应该被彻底认同：家庭是合法包妓的场所。这也就是说，在没有组建家庭之前，任何人的性行为都是非法的——尽管有时候法律并未禁止婚外和婚前性行为，但从道德上讲，它无论如何，是不被鼓励的。男孩22岁，女孩20岁——许多国家在规定适婚年龄时振振有辞：为身体发育状况计，医学上认为，这是男女最适宜开始性交并生产子嗣的年龄。写在婚姻法中的这则条文，在国家这个强大暴力机器的监控下，最终仍被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很大部分应归因于医学介入而给它绘上的人道主义脸谱。但这种关怀很快上升为宗教：医学的判定为唯一判定，如果违背它，将受到诅咒。考察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给予年轻人的忠告中涉及性的部分常常以这样的面孔出现：不要轻易涉足它，它是恶魔，它会毁掉你的一生。
在医学家为此喋喋不休时，心理学家也出场了，后者的措辞大致如下：尽管生理上发育得足够完备了，但心理上仍可能未做好性交的准备。在教科书上，他们的表述相对优雅一些，但大意仍不外一些“善意的”、拐弯抹角的诅咒：年轻时一时冲动，偷尝禁果，将在心理上留下终生阴影。
医学家、心理学家的话被家长、老师不断援引，最终建构了一种权威话语：未建立家庭之前，不能有性行为。成年世界在这事上空前团结，他们结成神圣同盟，共同保障他们子女的“纯洁之身”。在
动物世界里，性爱权是天赋的——尽管年幼的雄狮子未必是壮年雄狮子的对手，但通过角力，自然法则仍给它们埋下了“起点公平”的伏笔；而在人的世界，“幼仔”的性爱权则全部被藉没了。
事实上，这不完全是藉没，而是一种强制托管——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父母、老师、医生、教会、街区行使着托管权。性爱权国有化了。处女曾经在国家伦理的支援下，变成一种国家美学：女人非如此不能彰现其性别之美——仔细琢磨“清白之身”“残花败柳”这些语汇便可明白。国家美学对处女的尊崇，无非是对性爱权国有的鼓噪：顺从者将受到奖励，违背者将受到惩戒。从这个意义上讲，处女是一种可检测的技术，经由此，国家能够正确判断出性爱权托管的有效与失效。
如果性真是一种能量，那么，性爱权被搁置起来的未成年人，旺盛的荷尔蒙又凭借什么得到发泄呢？考察现实情况，答案不言自明：一个男孩自懂事起，便被不断教化，要胸怀大志，要有所作为，要报效国家，而女孩，景况也大致相似。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他们的性能量被正确疏导了。这容易理解，在民族国家未消亡之前，国家时刻可能会受到敌对者的挑战，所以它理应要求国民都具有士兵的品质：善战。这种品质是操练出来的：运动以健壮体魄，学习以充盈头脑。假使性爱权不被搁置那么一二十年，这种操练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善战，士兵还需兼具以下品质：服从，团结。这种品质是规训出来的——只有性爱权被抵押在国家那里，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才是有效的。我的意思是，在从国家那里讨回性爱权的漫长年代里，他们被社会化了——国家为他们设定了社会化的范式和道路。进一步推敲能够得知，在重获性爱权时，他们已经由动物变成了公民——一种规规矩矩的自由生物，从身体到头脑。
这是一种曲折的阉割史。
专偶制与家庭
时下流行一句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切有关爱情与婚姻的关系的说法中，这句虽然带有明显的嘲弄意味，但却算是相当经典。
回过头来看看现实的情况也无不令人担忧：离婚率的持续上扬不但让已婚者觉得结婚是一个错误，更让未婚者在教堂的门前犹豫不决。在美国，情况如此之糟，以至于每三桩婚姻就有一桩最后会失败。据说许多等着离婚的人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法院无法处理如此之多的卷宗，一项叫离婚协议自动发售机的发明应运而生：这种机器摆放在比较便利的公共场所，只要向里面投入3美元的硬币，你便可以立即拿到一份已经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这种被称为“快速法庭”的机器在世界上迅速流传起来，并深受欢迎。
现代婚姻如此脆弱，原因并不仅仅像大多数道学家们叫喊的那样：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虽然，当麦当娜露出她的肚脐在镁光灯下狂舞并宣称“我有最完美的肚脐，没有绒毛……如果在墙上放100个肚脐，我能准确地认出我的那一个”时，全世界不知有多少男人正对她进行着意淫。这所有的一切令我们对一夫一妻这种普遍的制度最终发生了怀疑，“从表面看来，两个人一起生活，互相扶助，一起照料孩子，使得孩子可以得到双倍的照料，共同承担家务，使得每个人的负担减轻一半。长期以来人的头脑里可怕的依赖性使得这种想法非常讲得通。既然组建家庭对双方都有无尽的好处，为什么我们还要竭尽全力对这种配对方式施以法律的保护呢？如果我们人类真是相互爱慕、相互负责的进化着的，为什么还要举行这么隆重的婚礼呢？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男女之间相互爱慕的结合并不是不可破坏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家庭的地位总是伴随着人类对性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根据闻树国《传说的继续》中的观点，人类最初的性交是战胜自身恐惧的需要。如果真是这样，群婚制就不难解释，因为群居本身就是为了抵御各种侵扰。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都是在人认识到性的生育价值之后产生的婚姻模式。在人口急需膨胀的古代，任何闲置繁殖能力的行为都是受到谴责的——女子在怀孕后有十个月的妊娠期，所以男子蓄妾就成了被鼓励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排他性的爱情将被置于何地？爱情与婚姻就像牙齿和嘴唇一样，总存在某种似乎很浅显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生活在中国古代的人们也许比我们更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往往能做到爱情与婚姻的单线条发展，并形成两种基本模式：爱情——结婚；结婚——爱情。在这个过程中，结婚就像一个正向二极管的节点，它强化了男女之间的感情，而不是相反。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婚后女子可以为男子繁衍后代——在人口比较稀缺的古代，生育之后的妇女更受丈夫宠爱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像现在，产后妇女由于阴道松弛而给丈夫带来的
性感受上的不快，常常是导致离婚的一个诱因。
在亲族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的单元时，家庭更多的功能在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