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大贵族-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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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已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击于中，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以锐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中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的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攻打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于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北还时复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此役，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掳掠人口二十五万有余，夺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给山西、河北、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明人夏允彝记述这次事件的影响说：“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而多尔衮则因为此役，被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全力贯彻皇太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使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得以早日解决。早先，当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唯独强大的察哈尔部在雄主林丹汗的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察哈尔部虽亦不与明廷合作，终究是后金南下伐明的一大后患。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皇太极以此为契机，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偕岳托等将领，率精兵万人，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去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政治目的明确，秋毫不犯，进展颇为顺利。先在西喇朱尔格地方，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四月二十八日，就抵达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驻地托里图，多尔衮令已降的额哲的舅舅南楮前去劝降。额哲在父亲新死、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好率部投降。八月，多尔衮率师凯旋。林丹汗曾得元朝的传国五玺“制诰之宝”，这时，多尔衮使额哲呈献给皇太极。因为元朝的这方玉玺象征“一统万年之瑞”，皇太极大喜，第二年（公元1636年）便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多尔衮同时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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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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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本是明朝的属国，世代忠于明廷，虽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胁，也始终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总和明朝相呼应，因而始终是清侧翼的一大忧患。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为彻底解除这一忧患，亲率大军侵入朝鲜，围朝鲜国王李宗于南汉城。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多尔衮和豪格分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正月，突袭江华岛。当时，朝鲜王妃、两个王子，以及很多大臣及其眷属都转移在此岛避难。多尔衮在这里遇到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清军杀伤守军一千余人。围城之后，多尔衮恩威并用，立刻执行皇太极的招降政策，停止杀戮，使江华岛得以投降。对投降的朝鲜王室成员，多尔衮不加侮辱，并颇能待之以礼。朝鲜国王因妻子、儿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虏，各路援军又被清军打败，于是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领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极凯旋盛京时，命多尔衮约束后军，并携带朝鲜质子李洼、李昊及大臣子以归。朝鲜国王因为多尔衮全其妻子，以礼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给清朝诸王送礼时，多尔衮的一份总是最厚的。在顺利地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为进军明朝做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方回。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清军攻占松山，生擒洪承畴。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见松山已破，粮尽援绝，解围无望，便出城至多尔衮营前投降，清军占领锦州。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接着，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20多丈，明守军不战而降。至此，明清松锦大战结束。此役历时三年多，多尔衮三次出任统帅，他是这次松锦决战取得胜利的有功之臣。此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多尔衮从一名幼稚的少年成为千军万马的统帅，功名显赫的亲王，除了他懂得兵法，会用兵之外，和其兄皇太极的培养重用也是分不开的。皇太极曾对多尔衮说：我喜欢你胜过其他弟弟，我对你是最好的。多尔衮也曾对众人说：四哥皇太极养育了我，他对我比对其他弟弟要好，他一直很信任我，我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多尔衮深得皇太极的信任，甚至得到了“凡所谋议，无不得参”的殊荣。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疾而死。由于生前未能预定后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贵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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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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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如果能答应，这也实属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为帝。此时代善也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认同皇帝之子。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我们吃的东西是先帝给的，穿的衣服也是先帝给的，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如同天一样大，如果不立帝子为皇帝，我们则宁死也要追随先帝于地下。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正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但是事事难料，仅仅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而代善也出自为国家之社稷着想，诛杀了他的儿孙。崇德八年（公元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并规定，刑法，政务等大小国事都由九王爷多尔衮专门掌握，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可见多尔衮的野心有多大。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崇德八年十二月，多尔衮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废除贝勒们共同参政议政的权利，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听命于摄政王；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隐匿不报。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以后凡是外国馈赠诸王贝勒的礼物，一律都不能收取。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以后济尔哈朗宣布，以后凡是各个衙门办理事务，都要事先告诉他本人和多尔衮，而且一切公文，都只以摄政王多尔衮的名义签发，而济尔哈朗则完全被多尔衮排除出最高权力决策机关。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对没有立他为皇帝一直有怨言，而且还在言语中对多尔衮颇有不敬，有图谋不轨的嫌疑。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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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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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至此270年的明朝灭亡。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八旗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八旗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自己任命自己为“奉命大将军”，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作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清军应精确计算里程，骑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十九日，清军到达翁后，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一昼夜急行军二百里，到天黑的时候在距离山海关十五里外驻营。当天，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许，吴三桂见清军至，遂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