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大贵族-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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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死战。山海关城内闻炮声如雷，见矢集如雨，清军蓄锐不发。及午，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始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三桂阵右出，直冲敌阵，发矢数巡后，但见刀光闪烁。是时狂风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直扑大顺军阵，农民军败溃。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是役，刘宗敏负伤，李自成收残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官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当初我们得到辽东的时候，汉人杀了我们不少人，现在我们得了北京，我们也应该把汉人杀掉，然后退回满洲。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官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原来明朝的诸王投降的一律不夺其爵位。有一个叫朱帅钦的宗室来投诚，受到欢迎，后来还让他作了保定知府。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七月山东巡抚朱郎碟向他请示，新补官吏能不能仍以纱帽圆领的明朝官服继续当官行使职权，多尔衮说，目前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衣冠礼乐也尚未制定，所以一切还悉数按照明朝的样子。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这对清朝统一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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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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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北京一带的“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还反复宣谕说：“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福临）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这既是对京师人民而发，也是对八旗内部的军民而发。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九月，福临从盛京起程进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北京城东四十里的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大清王朝终于实现了定鼎中原的目的，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多尔衮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也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渐由“叔父摄政王”进升“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明摆着多尔衮就是太上皇了。不过，这位“太上皇”还算是清醒，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中国古代朝廷颁发有一种传递信息的物品，一般由木雕或铜铸成鱼形，时称“鱼符”、“鱼契”；由于要把传递的信息书写在符上，故又称为“鱼书”。使用此符时，把它剖为两半，双方各执半边鱼符，以备双方符合作为凭信。宋代的时候，为了显示使用者的高贵身份，有以黄金原料制作的鱼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自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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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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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又专断权威，树敌颇多，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诏削爵，财产入官，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著名的贵族世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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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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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之说，此为传说也好，野史也罢，但一直都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而且直接当事人就是皇帝的母亲、祖母孝庄太后，和当朝摄政王多尔衮。然而太后下嫁之说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甚至有人还认为，因为此一事件在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们认为，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于是销毁了所有相关的档案，还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为了从侧面印证，可以翻阅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在《李朝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迎合清朝为正统，但其官员自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自清亡以后，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太后下嫁考实》一文的作者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就在其文章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在孟森先生之后，更源源不断地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
而野史中的大婚恩诏写得有声有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事者的杜撰，根本就不能叫人相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能证明确有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明末清初的张煌言曾写了一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正史，只能作为民间传说论断。张煌言本为抗清将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后来被杀，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为什么又称“皇父”呢？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一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公元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