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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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寥ケ本┥暝┑耐夤倘硕蓟嵩獾奖痪薪拿耍ㄈ绾涠皇钡�1759年洪仁辉案）。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拉佩鲁斯后来写到：“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23〕康有为在评价这一阶段的中西关系时，也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24〕
西方花了三百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全面了解了中国；西方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扩张却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几乎统治全球半壁河山的中华帝国的任何干扰。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葡萄牙（从十六世纪起）、荷兰（从十七世纪起）、英国（主要从十八世纪起）和法国（从十八世纪起）经印度洋从西而来，西班牙（从十六世纪起）、美国（从十八世纪末起）经太平洋从东而来，俄罗斯（从十七世纪下半期起）则经陆路从西北而来。这三股力量最终形成了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西方人不断积累下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再加上自身力量的不断增长，此时已经完全可以构成对中国致命一击了，剩下的只是等待和选择对中国下手的时机而已。
但机遇是平等的。西方也给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让中国了解他们，这等于西方人给了中国三百多年的预警时间。这一预警期不可谓不长，给予中国方面的征兆不可谓不多。但中国人除了对耶稣会士带来的科学和西方技术有选择的表示过一时的兴趣外，对这个崛起的新兴西方世界的认识还远没有超出对中国周边传统“蛮夷”的认知水平。这当然与强大的思想传统有关，但也与明清两朝先天的缺陷相关：明朝是以推翻“外族”元朝起家的，从发动反元战争到重新建立汉人统治，它一直都是以复兴汉家天下，驱逐蛮夷和强化中国传统作为其不二法门的原则和既定国策的。清朝则是相反的情况。由于本身出自于“蛮夷”，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统治者更加宣扬和实施包括“华夷论”在内的中国传统，用来加强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25〕。明清两代统治者由于各自特殊的国情，比过去各朝代显得更加确信儒家价值观，这也使得他们更加固守传统和极端排外，以至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其反应变得迟钝和麻木。此外，中华历代帝国都是大陆帝国，中国历来的国防重点都强调“陆权”，国防经验也全部来自陆疆，北部和西北边疆才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对于近代“海权”的认识，中国乏善可陈。元朝虽然也曾越海东征日本，但也只是一个失败的记录。明朝的“平倭”军事行动，也仅是作为剿灭海盗的战斗载入史册而已。因而，在中国看来，从东南舶海而来、无根无据、漂泊不定的西洋番鬼，中国只需实行封锁沿岸的海禁政策即可奏效，这也是中国对来自“海洋威胁”的惟一的对策了。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三百多年来中国对从海面而来的西方盲目地排拒、轻视，并构成了从制度和观念上来对付西方挑战的主要障碍。
正是这种观念、政策同现实的背离、脱节，使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清帝国也最终走向了毁灭的深渊。“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26〕正是中国的傲慢和自负使自己错过了主动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中国最终也失去了从容应对变局和渐变式革新的历史机遇。中国这种隔绝于外部世界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27〕，而中国复兴所需的代价就愈大。鸦片战争后中国一个世纪多的纷争不息和动荡不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学家有时倾向于把在亚欧大陆北部兴起的各种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多次冲击，当作是“上帝”派来惩罚古代文明世界的工具，古代文明因而经常受到“上帝之鞭”的清洗和荡涤〔28〕，但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最终选择了工业世界的西方作为“报复”中国的工具。西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第一次成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上帝之鞭”（the Gods scourge）。当然，西方比北方蛮族更进一步者，它不仅使中国传统的王朝走向没落，更使中国的文化也首次面临危机。顾炎武曾作过区分〔29〕，认为朝代灭亡为“亡国”，文化衰亡为“亡天下”。然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替，其中包含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只涉及“亡国”层面，还远未达到“亡天下”的局面。可在清末却面临“国”与“天下”皆亡之局面，清代的衰亡即使还有部分内部王朝周期衰败的因素在作祟，但中国文明在清末从总体上迅速走向衰落，西方对传统中国发出严峻的挑战却是主要原因。
到鸦片战争前夕，被范文澜先生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睁开眼睛”看到的，其实都是些陌生的“老面孔”了。在经过三百多年的被“视而不见”后，西方开始了它们的“复仇”行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841年5月23日，英国汽船“复仇神”号〔30〕（the Nemesis）逆江进入广州城；1842年中国战败，与西方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三百多年前，中国对西方以朝贡体系中“天朝”对“蛮夷”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开始；三百多年后，西方对中国又以条约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另一种不平等关系来代替。行文至此，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发展之“丝丝入扣”，还真的有些报应不爽的意味啊！
差点忘记，三百多年的中西交流，对于中国而言，也并非一片空白，它促使在明清两代中各产生了一部极端排外的“中外交流史”名著：明末徐昌治的《圣朝破邪集》和清初杨光先的《不得已》，这已是题外话了，不说也罢。
注释：
〔1〕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指的“西方”一般主要指现今的中亚或印度。本文中的“西方”都特指近代以来的欧美各国。
〔2〕〔22〕蒋廷黻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近代以前是“时有时无”和“可有可无”的，参见其著作《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3〕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
〔4〕 张星：《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5〕 《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6〕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6页。
〔7〕 〔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8〕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1〕印光任等：《澳门纪略》（上卷）之《官守篇》，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2〕魏源：《圣武记》第12章。
〔13〕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人民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明史》卷三二六，列传二一四，外国七。
〔15〕魏：《利说荒唐惑世》，载徐昌治的《圣朝破邪集》。
〔16〕《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
〔17〕《明史》卷三二五，列传二一三，外国六。
〔18〕汤若士：《南海诗》，转引自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19〕朱纨：《甓余杂集》卷五之《六报闽海捷音事》。
〔20〕这些带“口”偏旁的外国国名和人名在康熙和乾隆时的“清实录”中有大量的记载。这些词汇在鸦片战争后还继续使用情况。请参阅道光、咸丰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及其《补遗》。至于那些明清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却避免了这一厄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懂得汉语，由自己或者由中国友人为他们起了优雅的中文名字。
〔2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页。
〔23〕〔法〕阿兰·佩雷菲特：《中国的保护主义对应英国的自由贸易》，载张芝联主编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24〕康有为：《忘耻》，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5页。
〔25〕一般而言，位于文明的边缘集团、种族甚至个人在统治文明中心之后，往往会执行和强化中心的优越性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比如，斯大林这位来自边疆民族区域的格鲁吉亚人在进入俄罗斯政治中心后，显然要比一般的俄罗斯族政治家执行了更为强烈的大俄罗斯主义政策；在法国的科西嘉岛，长久以来盛行从法国分离出去的独立运动，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西嘉人在法国国旗升起和国歌奏响之时，仍然嘘声不断。但正是出生于科西嘉岛的拿破仑，却使法兰西民族建立了空前的法兰西民族大帝国。
〔2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27〕〔美〕魏裴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28〕〔法〕格鲁塞：《草原帝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的“序言”部分。在《圣经》旧约中，记载有众多自然灾害、军事入侵毁灭一人、一家、一部族和一城市的事例。这些天灾人祸体现了上帝惩罚“逸出”上帝意志者的工具，即“上帝之鞭”。匈奴人阿提拉被史家称为灭亡罗马帝国的“上帝之鞭”，北方游牧民族可以被泛称为古代农业文明世界的“上帝之鞭”。如在这一意义上考虑，“9·11”事件也可称作当代西方文明世界的“上帝之鞭”。
〔2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易姓改号谓之亡；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30〕“复仇神”号是抵达中国的第一艘钢铁汽船，船的载重量为七百吨，配备了两门发射三十二磅炮弹的大炮。由于它的吃水线仅有六英尺，所以即使在深度相对较浅的内河也可航行。
警惕加尔文
——读《异端的权利》
？ 陈璧生
在西方历史上，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领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文化和欧洲历史，正如俄国思想家C。H。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中所说：“欧洲人新型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1〕然而，以为宗教改革成就了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那就大错特错了。宗教改革并没有直接建立起政治自由和信教自由；相反，宗教改革只是“以此种权威替代彼种权威而已”，“他们拥立圣书的权威以替代教会的权威，不过其圣书须根据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为准罢了”。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并非为争自由，只是为争某几种教条而已”〔2〕。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所讲述的，正是天主教的异端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新教国家、迫害异端的历史。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以宗教信仰凌驾公共事务，而且他以上帝的人间代表自居，成为上帝在凡世的代言人，从而确立了他的独裁统治。日内瓦的火刑柱和绞刑架上烧死、绞死了大量无辜的人们，其中更有像塞尔维特这样的知名学者、基督徒。至于后来所实现的个人觉醒与政治自由，却是远非当时的宗教改革领袖所期望的，甚至正是他们所深为害怕的。
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中，有“法国的路德”之称的法里尔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暴风骤雨般摧毁了天主教堂。然而，面对滚动的巨石即将摔得粉碎，法里尔在旧秩序的废墟前面一筹莫展。这时，恰好因倡导路德教义而成为罗马教会的异端者的加尔文流亡至此。作为写出《基督教原理》的大师，加尔文被法里尔请到了日内瓦，开始在法里尔制造的废墟上建立宗教统治。
具有宗教狂热的人一旦从精神领域进入政治操作层面，并且被赋予一定的实际权力，他们潜在的意识形态专制的思维倾向便立即暴露无遗。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思想）与世俗政治的边界长期模糊不清，教会与政府各自的权力范围长期得不到仔细梳理。宗教涉及的是灵魂拯救，而政治所针对的则是俗世事务的管理，并且这种管理以合法的暴力为坚实后盾。无论是宗教事务，还是政治管理，任何一方只要向对方跨出一步，都意味着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侵犯和践踏。政教合一的后果就是政治权力侵占并且统治人们的大脑，扼杀思想自由。诚如茨威格所说的：“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国家行使的政治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惧的统治。”在加尔文的眼中，上帝是无条件决定人的命运的天神，人没有任何力量，“有些人注定得到永生，而另一些人却要永远罚入地狱”，尘世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因此教会便必须捍卫上帝的荣耀。正因如此，在加尔文看来，教会必须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成为代表上帝意志的精神政府，教会必须借助政治的力量，才能按照上帝的启示建造一个人间天国。他会在大众面前竟如此直接地暴露出自己的政治野心：“我在此要详细论及教会赋予教士们的权力。他们既被任命为上帝旨意的管理者和宣示者，就必须敢做一切事情，必须准备迫使尘世的权贵俯首在上帝面前，供上帝役使。他们必须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他们必在世上推行上帝的意旨，摧毁撒旦王国，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他们必规劝训导顺从者，谴责消灭执拗者。他们可以强硬，亦可宽松；他们可以挥闪电，振惊雷，而这一切全依《圣经》为则。”〔3〕在这里，加尔文无限扩大教会的权力，并搬出《圣经》作为教会权力的坚实依据，仿佛有了《圣经》，把宗教兄弟送上火刑架去烤杀便真的是维护上帝光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惟有这样把教会凌驾到行政议会头上，他加尔文，作为教主、大师，才能最快捷地获得最神圣、最集中、最不可动摇的权力。当宗教教主获得行政权力，一种信仰、一种教条便借暴力之手成为惟一的信仰、教条，并且，加尔文的教条的特色在于以各种禁欲主义的严厉措施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信条一旦拥有暴力作为后盾，便蔓草般伸延开来，深入地渗透进市民的私人生活，剥夺了市民的个人自由空间。于是，“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茨威格不愧为叙事大师，在描述历史的过程中，一些微小的历史细节，往往比任何宏大叙事更能真实、深刻地体现历史的特征。从茨威格下面的描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那种令人颤栗乃至窒息的恐怖：“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