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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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工作。当然，笛卡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成就，如发现了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正要论证起来，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运用的哲学范畴、概念便全都是基于二元论的：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比较而言，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上帝一元论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古代中国人的人学是混沌多元论的，其中最著名的模式是《易经》中的八卦和中医经典中的阴阳五行。
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经过英国的洛克、休谟、贝克莱等，法国的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和发展，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取得了愈来愈巨大的成就。哲学的二元论的工具完全变成了科学和民主的伟大的工具，但哲学的伟大成就在同时也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和民主的成就之后，它本身却精衰力竭了，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真正地不能不走向自己最后的死亡之路了。
科学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物的研究、索取和改造方面，民主的伟大成就才是哲学对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传统方面的贡献，可是由于哲学本身的二元论的局限，所以，哲学对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研究成果总是带有其自身难以自我克服的二元论的悖论，或自我矛盾。正是因此，迄今为止，一切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是对人类自身利害同时相加的双面刃，而且它们愈是自诩为科学，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愈是显得强烈，甚至有可能陷人类于万劫难复之境。二十世纪的人类正是遭遇了这种困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困境，从而不能不宣告西方哲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的最后的死亡。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死亡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状况便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西方哲学趋于死亡的历程。如果说在十六、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均为哲学家的话，这一点的确不假，像笛卡儿、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即是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则大变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已不再是号称哲学家的人物，而是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马克思虽为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和心理科学领域的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是颇为著名的，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尤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显然比其以前时代的大哲学思想家们要远为不足称道得多。很显然，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在二十世纪已经奄奄一息乃至最后死亡了。这是因为关系到人类重大命运的问题，已不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哲学问题了，而是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具体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不仅提不出这种问题，而且他们在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竟然完全自觉地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手中的工具——逻辑工具，竟然变成了不断制造自相矛盾或悖论的工具，如精英主义的悖论、民主主义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悖论等等。总之，一切在他们认为是正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工具性的理论、观念，到了最后都有可能证明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甚至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在这类问题面前惶惑过，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二元论逻辑本身的病根，意识到了哲学不能不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然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走不出他们传统的二元论逻辑的阴影；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人学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可是他们在自己成功的传统中涉足得太深了，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学问题的办法和道路。总之，面对人类命运的新的人学的问题，哲学的确已经死了，二十一世纪应是人学的世纪，也即用人学的多元论逻辑方法求解人学问题的世纪。
（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回看起来似乎也曾是相当热闹的，出现过不少新的哲学的“主义”和流派，如分析主义、现象主义、生命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主义林立，学派纷呈，但人们可能运用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仍旧全都属于二元论的逻辑。以前人们爱说，哲学自古以来即是两军对战，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战。这种说法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战，实际上更多地还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绝对论与相对论、客观论与主观论、分析论与现象论、形式论与辩证论、唯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许多二元性的争论，这些二元性的论争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类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二十世纪的哲学论争便基本上与唯心与唯物的对抗无关，与其说是心与物的对立，不如说是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包括现象学逻辑）的对立。严格说起来，后一种说法也显得牵强，因为作为现代哲学家来说，多数都看到了不同对立范畴、概念、观念等双方面的利钝，而且除了不同方法的利钝之外，更有不同对象（本体）问题的利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谁不想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以求从根本上为哲学找到新时代的出路呢？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能走出他们自己过去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二元论的传统。或者说，他们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二元论，而现在他们之所以失败，乃至最后走向哲学的死亡，也同样是因为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命运，它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它只有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其实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正因为有此发现，他们才合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挽救哲学的方法不是走向多元论，而是更加退回到彻底的一元论。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貌似突破二元论形式逻辑的多元论，其实依然是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二元论的辩证法比之二元论的形式逻辑，虽然似乎增进了对有机变迁的理解，却也同时渗进了大量有害的牵强附会甚至欺骗性的诡辩。
二十世纪，哲学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哲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一直到了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甚。
（六）分析哲学与现象哲学之死
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与海德格尔（1889～1976）分别代表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而这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都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基本上如上面所述分两大派。一派是英美哲学家偏重的逻辑（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派则是欧洲大陆哲学偏重的辩证的或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前者偏重形式逻辑，包括后来又得到发展的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后者其实坚持的是辩证逻辑。所谓现象学的逻辑实质上是同时掺和了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的变种。然而不论哪一派，它们的基础全都是二元论逻辑，谁也不曾逃脱得了二元论最终的羁绊和限制。
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1872～1970）最早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1918）。罗素与怀特海（1861～1947）曾满怀激情地想为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建构最终的符号逻辑的基础，他们合著了三卷《数学原理》，雄心勃勃地想首先为数学建构牢固的数理逻辑。可是这种梦想后来因为所谓的“罗素悖论”而破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曾接过老师的接力棒，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图式”，后来却发现，按照逻辑图式建构的世界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生活的价值，人类世界的意义存在于世界之外，除了自然科学，一切所谓的形而上学都毫无意义。这明白显示，在产生了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就应该死掉，它已经丧失了讨论其他人生问题的价值。然而在其后期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坦言，“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对哲学的发现则是，“让哲学安息”吧！有人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是“自杀性的哲学”。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接过了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想，继续高举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旗，把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判定为不可由经验证实的“伪问题”，其著名人物卡尔纳普在早期甚至因此而取消了一切价值哲学、伦理哲学的意义，视其为毫无逻辑内容的虚构，只能徒然引起人们情感和意志的波动。显然，逻辑实证主义（包括前期的逻辑原子主义和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儿子”——自然科学主义对其“父亲”——西方哲学的严重的挑战甚至杀戮。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埋葬者、掘墓人。但问题在于宣布研究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形而上学为无意义，为“伪问题”，这很容易，但却不等于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身等方面的问题为无意义。自然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能够承担得起这项意义的研究的大任吗？如果不能，维也纳学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科学主义的哲学，它们将何以再“活”下去？
事实是，英美一系的分析主义派的哲学，一头栽进了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们愈来愈与解决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无关；另一头则又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从工具回掘思维本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显然是必然走向失败之路，它将何以面对二元论的深渊？除了在名称、术语上挣扎，大量变换新的说法，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毫无作为。
到头来惟一只剩下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工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现世消费主义者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仅知识是实用的工具，而且人类自身的其他一切，包括信仰意志、道德情感、友谊、爱情、亲情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命等等，也都是可以相对论价的实用的工具。到此为止，分析主义的哲学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派的哲学又如何呢？
分析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沿袭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道路，虽然不排除借用辩证逻辑，如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二元论的传统是改变不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必然死亡。
现象学哲学与分析主义哲学不同，基本上沿袭的是辩证逻辑的道路，虽然同样也不排除借用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方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创立者胡塞尔（1859～1938）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实质上不过是将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改变了一种说法。胡塞尔在康德的现象－物自体的对立范畴中，通过取消后者使之成为一体，并统称之为现象，又把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的方法改称为“悬搁”。然而，其实际上的现象学分析却依旧离不开二分法，例如他把人的意向性活动区分为性质与材料，又在意向性结构中区分出“理想的”和“实在的”二种等等。胡塞尔认为，摆脱哲学传统危机的途径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也即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直至黑格尔的一切所谓对立范畴、概念，回到事物本身，彻底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回到事物本身”，这很诱人，但后来的种种所谓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哲学研究的事实却证明，到头来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传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了表面的说法，从辩证分析变成了现象学分析、语义分析、语句分析、符号分析、结构分析等等，或把分析也索性改称为阐释，例如所谓阐释学。
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经过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倾向于关心社会、人文、心理，换言之，更倾向于研究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科学方法，或更倾向于取消主观意义的客观方面。正是因此，不同于英美哲学的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主义愈来愈走向取消形而上学，甚至索性走向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关心生命（如生命主义）、关心存在（如存在主义）、关心社会的合理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因此，胡塞尔的实际上属于辩证逻辑的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又被胡塞尔号称为全面回到事物本身的怀疑一切的方法，获得了后来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们的青睐。
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指向人类自身，实际上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人学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思想家的某种必然的时代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范畴、概念、语言结构等）却深深受制于他们自身的二元论以及还原论的哲学传统。无论是英美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还是欧洲大陆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辩证逻辑或现象学逻辑，它们都是属于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是新型的属于多元论的人学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属于过时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的结局。
二十世纪哲学的努力，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哲学本身，方法的陈旧使得即使非常重大的人学问题也被肢解为无足轻重的语言、语句、语义等等工具（方法、技巧）问题，维特根斯坦索性称之为语言的游戏。
从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空前地热闹，号称哲学家的人数和号称哲学的著作远远超过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派别林立，术语新异，然而这一切，均掩盖不了它们事实上思想的苍白、内容的贫乏和方法的陈旧。美国哲学家罗蒂曾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这种虚假繁荣的哲学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我认为，产生这种后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哲学家把他们传统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哲学玩过头了，它们愈来愈远离了产生和导引哲学的绝对性基础，这种绝对性基础即生命的意志和道德的取向。离弃了这两个绝对性基础的西方哲学愈来愈走向了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本来，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是必要的，但一旦变为彻底的相对主义，人类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也变得荡然无存了。如此相对主义的哲学不死亡，难道还要求人类生命自身被宣判为死亡不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上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精神的骚乱。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可笑的红卫兵运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无知的义和团运动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中的人们虽然盲目无知，但其爱国主义却是真实的，因为其明显反对的目标是西方入侵者，是洋教和洋人；然而，红卫兵盲目的爱国主义却是虚构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