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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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的立足点与根本乃在于自由地追求知识、探寻真理，是求真、崇善、尚美的自由，是关切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传统的自由。一切假、丑、恶，一切无病呻吟、哗众取宠，都不在思想自由之内。思想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智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而乘之？”〔17〕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大学总（应）是宁静的思想与精神的港湾，以心灵之宁静来执守文化的理念，“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正是在宁静与淡泊之中才足以去把捉文化发展的细微脉络，追寻知识与真理。在对真理的探求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18〕。这或许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等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的理由，尽管这种理由在许多人看来不合时宜，但其中所体现的却正是他们对那“宁静的桌椅”、对大学理念的拳拳守护，“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19〕他们或许更深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繁荣兴旺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崛起，或许更深远地关怀着国计民生。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20〕仔细想来，个中是非功过怎一个“爱国”与否了得？蔡先生所反对的是那种“借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日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的假“爱国”〔21〕。当然，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大学里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是情有可原的，甚或是理所当然的，但那“情”那“理”是那时的“情”与“理”，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情”与“理”，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大学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决不意味着大学就不应当容下平静的书桌，或者说不平静的书桌对于大学本身就是正当合理的，那时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蔡先生在信的结尾写道：“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诚哉斯言！
四
中国的现代大学并非自生于古代的书院传统，而是外生性的，实际上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社会的整体建制之中，只是由于初创时建制的不健全，加上内忧外患，从而给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自由，加上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使得起步时的北大、清华就几乎达到了与国际名牌大学同步的水平。由于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知识水平的偏低与心智视野的褊狭，刚刚兴起的大学便成了文化知识传输与心智启发的先锋与号角，现实的危难把我们初创时期的大学直接卷入社会的急风暴雨之中，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并形成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大学之风气。五四之后，随着外患的转移，文化上追求的目标日益凸显，保守与激进、科学与玄学、文言与白话，各种不同的文化追求在大学知识人的视界中此消彼长，构成中国二十世纪大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旅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刚刚成形的大学传统依然在战火与硝烟中顽强地生存，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在世界大学史上也不可多得的典型。
严格说来，我们大学的历史太短，我们的大学又一度处于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建国后，大学尽管在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大学受社会冲击太大，特别是“文革”十年，对作为大学根基的文化的冲击和对大学本身的冲击都使得本来传统不深厚的中国大学精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向来就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大学知识人本身内外在都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去执守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精神传统，所以，实际上我们对大学精神与大学传统的培植与守护远远不够。当商业化的大潮汹涌而来，我们再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有没有成形的大学精神与传统，我们曾经有过的大学精神与传统是否还依稀可见？当初蔡元培先生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的“为学问而学问”〔22〕的北大宗旨今天是否还拳拳萦怀？
今天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在知识经济的宏大背景中，大学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与此同时，产业化、国际化、××化的口号迭出。今天，美国的“硅谷”几乎成了整个中国大学建设的基本目标，每个有（理工科）大学的大城市都在建构各自的“硅谷之梦”。一个比尔·盖茨就让无数大学生心怀梦想，坐立不安。大学城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人们（特别是当地政府）对大学城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大学能否承受如此之“重”？大学该如何承受？如果大学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又会如何？那些与“硅谷梦”无关的学科专业怎么办？当大学成为梦想的加工厂，当大学成为专利技术的制作坊，大学将何以成为大学？大学何以去“产业化”、“国际化”？一味地提倡大学的“产业化”、“国际化”，视保守为落后，对大学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几年前随着钱钟书等国学大师的谢世，几位老教授有感于文科人才的衰微，而提出设立文科基地的构想。当大学文科占主导地位的是新闻传媒、公共关系、外语，而文史哲倍受冷落，当大学的学习更多地是为应付考研、出国，文科基地培养硕学鸿儒的梦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或无形的围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净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23〕我们不是早已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吗？一流大学的根基何在？我们一流大学的理想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海德堡、哥廷根，还是斯坦福、麻省理工？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一种规范而单一的所谓“一流大学”的模子让大家都往里面套，一流大学的发展本身就应是有个性的，有各自大学传统的累积与发展的，不可能就只有一种。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没有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的深厚而悠久之渊源，并在扩展人类文化的智识视野、提高人类文化的智识水平上，作出独特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再去实现大学自身传统的累积与发扬，一流大学的蓝图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应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24〕也许，这才是大学其“大”之根本所在，那么这是否也是一流大学的“一流”之所在呢？
注释：
〔1〕〔12〕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书》1998年第5期。
〔2〕 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之四，《随笔》2001年第4期。另见参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3〕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4〕 章碣：《焚书坑》。
〔5〕〔6〕〔7〕〔16〕〔23〕〔24〕 金耀基：《大学的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173、5、18、172、23、24页。
〔8〕 参考李公明文“师范生”，《随笔》1995年第3期。
〔9〕 《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成长文摘》第4辑，第171～172页。
〔10〕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11〕〔13〕〔14〕〔20〕〔21〕〔22〕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213、363、238、415、365页。
〔15〕刘建军：《昨日院士萧公权》，《读书》1999年版。
〔17〕转引自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8〕德里达等：《大学、人文学科与民主》，《读书》2001年版。
〔19〕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读书》1998年版。
糊涂官司懵懂官（下）
——错读《儒林》之十七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中国的读书人，做官的念头是再也打消不了的。这固然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言教影响至深，但更是帝王笼络政策的结果。一条独木桥架在那里，不奔它如何过得河去。就像今天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高考的指挥棒一挥，大家仍就往应试教育的路上走。近日，有位教师尝试了一下素质教育（是否得法是另一个问题），但期末考试一排名，所授班级落在了后面，惹得校方、家长都有意见，结果只好在家长会上痛哭流涕，发誓再也不搞素质教育了。为什么？因为家长要孩子考上大学，混个好工作，挣大钱；而校方要升学率以提高学校声望，声望就是财源。这两个动因不改变，素质教育不过说说而已——走来走去仍旧要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去。
科举时代，中举叫“发了”。直到今天，“8”这个数字仍带着迷信的色彩，就是因为广东话里它谐“发”这个音。电话号码要“8”，汽车牌号要“8”，结婚选日子要“8”，而且地域遍及南北东西，足见“发”的魅力无穷。如果哪位的汽车牌号是四个“8”的连号，走在路上即遇违章警察也不敢拦，因为能弄到这样号码的车主，必非等闲之辈。当然，那时的“发”， 只是讲做官，单单发财还不行，士农工商，商在末位，不像今天的总裁、董事长那么风光。所以；《儒林外史》中如赵雪斋、万雪斋，都是有钱人，“腰缠十万贯”不成问题，“骑鹤下扬州”只怕就没有这番风光了，没有一个“功名”，在社会上还是吃不开。今天的“发” 则多指发财，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做官也就是发财，但它是隐性的，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一旦曝光便有身家之忧。而有了钱，买一个官或送一个官来过过瘾却并非难事。即便不当官，有钱的风光也不下于当官，或许比当官还要自在。这也算时代进步了罢，只是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两样。
读书人虽然有一条当官的路，但走得通的毕竟不多。据《明史·选举志》载，有明一代，三年一大比，能够取为进士或同进士的，或百人，或二百五十人，或三百五十人，最少时三十二人，最多时四百七十二人，全由皇上高兴，增损不一，不像今天大学扩招，动辄十数万、数十万。每年招这么多大学生，还闹得叫苦连天，也就难怪当年一个周进、一个范进，为了要“进”，一个哭得死去活来，一个笑得神经错乱了。
“发”不了的读书人，死抱着八股不放，皓首穷经，最后老死牖下，沦落为“孔乙己”一流人物的正自不少。也有那乖觉的，剑走偏锋，不再应试，走了隐士、名士一条路子，专注于炒作自己的名声。名声大了，也大有好处。一等的，皇上征召，到金殿应对，说不定皇上一高兴就赏个什么官儿做做。《儒林外史》中写到的庄尚志便是走的这条路，此处暂且不表；次一等的，因为有了些名声，可以依傍大官，借机替人说合些事项，打通些关节，捞些油水，分一杯羹，如那些在周进、范进幕中帮忙看考卷的便是；再次一等的，大小有点名声，不是同一些官僚诗酒唱和，就是傍一些阔老帮闲打趣，或者替书商编编书，混几两银子，虽无太大出息，也可以衣食无虞，让牛浦这样的人羡慕不已。
官僚和名士，虽是读书人的两条出路，但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来。做八股的一旦敲开了当官的大门，八股就可以丢掉了，于是也要吟诗作赋，同名士们交往，靠他们的吹捧，博得个文采风流的名声。名士们做出鄙薄仕途、风流自赏的模样，究竟当不得饭吃，依傍官僚，抬高身价，倘若得到保举，挤进官僚队伍，更是三生有幸。今天嘴巴上不屑为官的读书人也正不少，但及至外托洋人，内倚官僚，有了当官的机会，哪怕一个闲差，也就踮巴踮巴上任去了。
科举出身的官僚已是糊涂的居多，再同“名士”结合，糊涂的事情就更是层出不穷。因为“名士”也是不通事务的居多，而且依傍官僚，哪一个不是想从中弄一点好处的？只要看看杨执中、权勿用一辈人的嘴脸就够了。
董瑛，是个孝廉（在明代，孝廉就是举人），已经授职县令，可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圆领，脚下粉底皂靴，一副当官的模样了。已经当上了官，自然要结交名士了。因为听说芜湖浮桥口甘露庵中住着个牛布衣，便在上任途中顺道拜访。不料真的没碰到，却遇上了个假冒牛布衣的牛浦郎。按说，一个名士，总要有点才学。董瑛一个中过举的授职县令，应当能够辨别名士与混混儿的差别，不至被一个没念过几天书的小厮骗得晕头转向，但偏偏董瑛就会上当，而且不止一次，等到第二次牛浦撞到安东县他的任上，依旧不辨真伪，离任时又把他介绍给了后任知县向鼎。
这事起先我也纳闷儿，忽然有一天，似乎和牛浦、董瑛打了个照面。这时的牛浦早已经不再冒充牛布衣了。不是有“掉下一片树叶，打着三个诗人”的说法吗？在诗人满街走的新时代，一个做得几首诗的酸丁，对于官僚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只有称几个钱而又附庸风雅的太太们，才会对诗人青睐有加，而在职的官僚，如董瑛，更喜欢的是达官贵胄的公子，希望借他们的援引，青云有路，腾达在望。适应着这种需要，牛浦也与时俱化了。
那天，董瑛正在他的衙门闲坐，同几个清客、戏子拍曲子（曲子是国粹，当年的俗文化而今已化为高雅文化，能拍拍曲子是有文化的表现，就如先前会做几句平平仄仄一样）。忽见一个师爷——不，应当叫秘书——在门外探头探脑，欲进又止，便赶紧叫了进来。秘书附耳说了几句，董瑛就立马同他一起走了出去。原来，秘书打听得朝中牛尚书的公子牛浦，下榻本县宾馆，听说是为一项引资计划选址。董瑛听说，大喜过望，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董县令正愁经济发展没有新的增长点，政绩难于在短期内见效，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