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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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者。这三位的确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掘墓者，也即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驱。
福科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来取代对理性、社会、人的一般研究，他的见解新颖，有个性，有时也的确比较精辟、深刻，但他的方法（如他本人所言 ）是非科学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在解构既存知识的一切先在的理性“结构”，他的“系谱学”“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他自称其“系谱学是完全反科学的”。
无论福科的“知识论”研究抑或“系谱学”研究，都只是对哲学进行解构的尝试，都只是一次性的破坏工具，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的价值。他的关于性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在福科的研究中，过去哲学关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画像全都被取消了。福科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劳动创造，而只是快乐、休息、躁动。福科摧毁理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推向更高级的精神性，例如真理的信仰、仁爱的情感、美的自由等等，而是退回到人的原欲，其中特别是回到性欲的快乐中去。福科本人死于爱滋病与他的这种追求不无关系。
德里达被一些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最为“纯粹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按反讽的意义去理解的话，我倒是认为，德里达更像是一位颇为坚忍的与纯粹哲学处处对着干的语言文字的游戏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解构主义的立场，他的与纯粹哲学对着干的表演最为鲜明。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有让人颇觉哲学可疑并从而摒弃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德里达的学说实在也有一点“有理三分辩，无理辩三分”，甚至有时还似乎有点无理取闹之嫌。虽然他可能确实已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弊病，然而他的所作所为除了进一步消灭它之外，实际上却并没有想要另辟蹊径，从而建设性地使之重生，以便继续使之成为对人类的命运有意义的思维工具。有人评价所谓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种文艺评论的风格，并没有多少真实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思想，说得温和一点，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可谓中的。
针对西方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提出反中心主义和哲学“边缘”的作用，还有“补充”因素的可能及后来居上的作用等等。例如他认为，文本写作的流动性可能构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他提出从哲学的“边缘”发掘中心意义的设想，以及在逻辑的意义中寻找出对修辞和隐喻的依赖；此外，他又提出文本是字符流动所编织的“网络”，而网络无中心、无结构、无本质，从而可以解构一切中心、一切结构、一切本质；他还在字符的“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关系之间插入流动的“意指”，以“分延”（difference）否定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以“撒播”（dissemination）表示在意指过程中不断产生“意义的意义，无限的蕴意，从能指到能指的无限的指向……”等等。以此尽一切可能解构任何固定的对应性，从而达到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德里达还接受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启示，设想了先于书面写作、先于说话的“原型写作”，即设想把图形和符号直接刻写在人的大脑中，以此为他对理性主义的哲学的解构提供先验的基础。总之，为了解构现存的西方哲学的二元论结构，德里达设想出了一切可能想到的机械办法。遗憾的是，这样做，虽然对二元论基础的破坏绰绰有余，可是对于多元论基础的建立却毫无任何真正的建树。这不是对他的责怪，其实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也一样。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旧传统的阴影中，他的确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然而就好像孙悟空之于如来佛的手掌心，或人之于地球，他不可能仅仅揪住自己的头发即可把自己提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例如东方人的智慧，或许更应有中国人的古老智慧。
（八）后现代主义的拙劣模仿者——部分中国文人中的“思想”闹剧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智慧应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传统的智慧，这种智慧与当今一帮自称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人无关。这些人不过是一帮只知鹦鹉学舌、填词造句，而实质上崇洋媚外、食洋不化的无知的文学人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也多为人文、社科界学者，毕竟人家大多数都还拥有深厚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他们对西方哲学的后果所造成的对当代人类尤其西方人类本身的危害也看得相当真切，对西方至少具有二百年历史传统的启蒙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哲学的二元论、还原论等等的教条的批判自有其深刻的道理，虽然缺乏真实有意义的解决的办法。但是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不然，只不过是一帮只知生搬硬套，以新译的术语当做时髦自我标榜的无知文人而已，没有多少理论根底，偏又要硬充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一篇篇胡评海侃当代中国思潮文章的人们，便大多出自这样一帮。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一篇篇可以拿到稿费的胡言乱语而已。他们在中国照搬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结论，也依样画葫芦对中国的“启蒙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种种“思潮”，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胡论乱评。有时候虽然感到相当可笑，但更深切的却是令人感到沉痛和悲哀。在中国，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存在过上述的种种“主义”，并且还在横行。真不知道这是一帮文化痞子呢，还是一帮文化骗子，他们是真傻呢，还是装傻，中国当代真有如此的“思想界”吗？面对这一帮轻浮的文人，使我想起了我曾痛苦地写下的一首有关传统中国文人的打油诗：
空中的浮云，权力的弄臣，
水面的飘萍，金钱的营蝇，
地上的灰尘，势利的伥魂，
中国的文人，卑鄙的小人。
如果说，即使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西方也不过是一帮为哲学掘墓的人，那么，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则是一帮为新生婴儿甚至为还尚未出生的胎儿掘墓的昏人。
在当今西方的哲学界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中，以哈贝马斯最为突出。他自觉地用“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虽然他也并非没有看到“现代性”本身的弊病，乃至他也同样缺乏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但他的确看到了，人类毕竟不能在最根本的进步性成就面前向后倒退，如职业性的科学法则、普遍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以及自由创造的艺术情感等等，这应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他指出，后现代主义以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否定道德的普遍性，用散乱无序的多元性和种种具体化的要求瓦解社会关系的凝聚力，以解构的游戏精神取消理性的真理，用阅读文本的自由想象去动摇社会不可或缺的理性基础，以“反人道主义”的名义抹杀个人价值和人的尊严。所有这些，都是用现代艺术的价值观来否认或削弱其他两个领域的价值观的做法，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说一千，道一万，西方哲学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确已经彻底地死了。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有什么疑义呢？
问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将应该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是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破坏呢，还是在种种危机面前，通过思维方法的创新，通过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踏着哲学的遗体推出新时代人学的逻辑，以解决新世纪人学的问题！
笔者自然认为应该是后者，而且还坚信，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思想者也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利奥塔：《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参阅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26页。
〔2〕转引自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182页。
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
——有感于简化字改革
？ 王文元
二十世纪中叶，在媚俗有余而媚雅告缺的喧嚣背景下，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大多数繁复的汉字遭刀砍斧劈后，腴肉不有，仅存瘦骨。由于被简化的汉字数量多，笔画改动大，字形走样严重，几乎等于重新创立了一套文字体系。从那时起，中国大陆有了两套正式的印刷体文本——繁体字与简化字。一套使用，另一套被封存了起来。以五十年代为分水岭，那之后出生的人只学简化字，而与繁体字形同陌路。余也孤陋，尚未见到过读后让人折服的剖析简化汉字动因的力作，姑且认为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便利习字与信息传递，普及大众文化。就算这个推论成立，推行简化字将近半个世纪了，效果如何呢？恐怕只能用“事与愿违”四字加以概括。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简化，还有麻烦，简化字使得信息传递空前地复杂化了。简化字像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后生们被阻隔在沟的此岸，望彼岸若望冥界，向往之而不能近。
复杂就复杂在，我们只能用新创立的简化字书写或记录“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书写或记录的大量信息。这样，势必形成一种可怕的局面：年轻人不能解读“过去”沉积下来的大量繁体字文献。五十年代之前的文献变成了“天书”。
如今，最后一批学过繁体汉字的文化人都已届天命之年，如果不尽快恢复繁体字，再过不到五十年，除了专家，在中国就再也找不出能够颂读三坟五典、经史子集的人了（当然读古籍还需要懂文言文，那属于另一个问题）。熟谙繁体字的人正一点点沦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此“物种”之危，绝不亚于熊猫。然而时至今日，却听不到些许抢救的呼吁。
我们“繁体族”已经垂垂老矣。我们的下一代，面对先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古籍，面对精神美食、千年佳酿，停杯投箸而不能食。诸子百家之文、唐宋八家之作，颂之口颊生香，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衣。然而汉字几千年的流风余韵，却被简化字阻隔，戛然而止。汉字之繁简，一字之差，天差地远，后生们面对千百年的湖山人物、翰墨文章，只有望其兴叹了。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薪火传承面临着中断的危险。是不可忧，孰可忧？
有些人认为问题不至于如此严重，把繁体字文献翻译成简化字文本就是了。繁体字汗牛充栋，全部翻译重印谈何容易。据有关专家测算，将繁体字文献（即五十年代中叶之前的文献）全部翻译成简化字版本，恐怕把全世界的造纸厂与印刷厂全部集中到一起，印刷一百年也印不完，遑论有些繁体字被简化之后字义已变，不再具有先前的含义。
父辈还在使用的繁体字，到了下一代，却变成了“古文字”，年轻人读之如读冥文。这实在是一个灰色幽默。然而面对幽默，我们却笑不起来。
文字属于一种相对保守的文化形态。谁能想到，已经流布数千年的汉字，悠悠四五十年突然作古。人们不能不做如是联想：相对保守的文字尚且如此短寿，那些本就容易变异的文化形态呢？不由得想起一个蹩脚的比喻：性急的酿酒者，出锅即卖，等不急入窖，以蹲其性，优其质，故终不得上乘佳酿。
仓颉造字以还，汉字源远流洪，几经变迁，并非一蹴而就。仅以“日”字为例，“日”，最早为一圆圈，后来圆心加了一点，后又将圆心的点改为空心圆圈，再后又将圆心改为一横，最后才变为外方内横（内横与左右的竖相交），遂成今日之“日”。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秦程邈创建隶书之前的一二千年间。程邈创建隶书特别是隶书演变为楷书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摸索，汉字体系大体定型，虽有些字消亡、有些字合并，也稀稀拉拉有些新造之字出台，但总的说变化甚微，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中国的权力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每一朝天子都要“移风易俗”，除旧布新，以彰示自己独特的天聪，然而汉字却为各个朝代所共用。汉字，几乎是能够完整传承中华大统的惟一一种文化形态。历史上不乏好大喜功者、刻意求变者、心浮气躁者、标新立异者、挞伐扫荡者，但他们都未能动摇巍巍汉字之根基。这是因为汉字已经在历史熔炉中千锤百炼，经受烘烤，水分与杂质大体已被蒸发，所剩近于醍醐，去无再去，变无再变。何况，就一般规律而言，文字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表音表意符号，一旦被全体认同，无需动辄变异改塑，更无需以此代彼，维护其权威足矣。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希望文字简化，书写迅捷。这种心理并非现代人所独有，古人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发明了笔画稀疏、书写迅疾的草体。草体并非书法家之专利，一般人也广为使用，以至于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所谓汉字“书写体”。比如“学习”，古人书写时就写成现在的简化字。笔画繁复的字，印刷为一体，书写为一体，两体并行不悖。这一点，中国的汉字与西方文字类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简化字就是将两体合一，即书写体完全等同于印刷体。做两体合一的试验，除了中国，世界上尚无第二例。两体合一，意味着丢弃相当一部分传统汉字，使汉字体系面目全非，一部分汉字被置于历史垃圾箱之中。古代人都学习过书写体，所以能够掌握两个体系。今人则大不同，在学校，只能学到简化字，很少接触繁体字。故而两个文字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从纵向看，年轻人读不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以前的繁体字文献（极少数翻译成简化字的文献除外），不能将文明由古及今，一以贯之，造成传承的断裂；从横向看，中国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在与中国进行交流时也产生极大不便，同样是使用汉字，一个是使用传统的体系，一个是使用新创的体系，难以顺畅地沟通。为了弥补缺憾，不时有繁体字版本的东西出现（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字幕使用的就是繁体字），这倒是方便了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的观众，但却让中国大陆的年轻观众失去了文字揽系，只能凭难以辨别的地方乡音来理解剧情。顾此而失彼，造成人为的大混乱。
随着国门开放力度的加大，这种混乱将越来越严重。
一次性大批量简化汉字，使汉字体系面目全非，其危害不仅在于造成纵向与横向的信息交流不便，更在于开创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先例”。先例是开不得的。世界上的事情，凡有第一次，便有可能出现第二次。而且，第二次可以借助于第一次的惯性，无羁无绊，危害弥深。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简化汉字的运动，我们就有理由担心，今后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文字简化运动。而汉字简化运动走至极端，很容易进入汉语拼音化的轨道。这绝非危言耸听。简化汉字，简化到最后，必然导致“方块字”不方便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许多人会想，拼音多好，不必头悬梁锥刺股，只要拿出学习方块字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就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而且可以把错误率降到很低（不像方块字那样动辄出错）。既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