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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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就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而且可以把错误率降到很低（不像方块字那样动辄出错）。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一旦简化字站稳了脚跟，必然在不知不觉中催生出拼音化的土壤。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与这一恶果相比，纵向或横向的信息隔绝等弊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
汉字拼音化等同于毁灭汉字。
对汉字拼音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人提出这一主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拼音化的具体方案简直就要呼之欲出。一度，汉字如同幕燕鼎鱼，处境极其危险。几乎可以说汉字存乎一念之差。如果汉字真的被取消了，造成怎样的混乱，实难想象。
有人以为，西方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处于世界文明前列，充分说明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中国效仿，合情合理，势在必行。
此说谬矣。彼拼音非此拼音也。
橘逾淮则枳。西方文字的胚胎就是由字母或相当于字母的符号组成的，而汉字的胚胎就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汉字拼音，一字一拼，声母、韵母只能组成拼音符号，组成不了拼音化的词汇（这一点与西方文字大为不同）。在汉语中，无论联系如何紧密的词汇，拼音时候都得将其拆开，一个个拼。这就注定，拼音只能充当汉字的辅助性表音手段而已。东方模仿西方，无异于东施效颦，必始于喧嚣躁动而终于无声灭迹。一种文字，如果只有单字而无词汇，只能算低等文字，算不上高等文字。把自己的文字由高等降低为低等，如此蠢事，为智者所不为。
不用说汉语，就是比汉语更接近于西方语言而且自身带有相当拼音成分的日语，也做不到完全拼音化。日本曾出现过强烈的拼音化主张。好事者还做过拼音化试验，以假名（日语字母）替代汉字，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发现，取消汉字，实现完全拼音化之后，日语的阅读速度明显降低，而且没有汉字的文章比有汉字的文章更难于理解。有的专家还认为，没有汉字的日文不像日文。现在，保留汉字已经成为日本语言学界的共识。
也许正是基于避免产生日语拼音化倾向的想法，日本仅对个别汉字进行了简化处理，绝大多数汉字保持原来的面貌未动（一部分汉字是他们自制的，无所谓繁体、简体）。他们往来通信，喜欢使用汉字，使用的汉字越多，越表明学养高深，让人钦慕。
还是回到简化问题上来。
就算从此再无拼音化的威胁与骚扰，方块字地位可以确保无虞，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也是难以计数的。试想，几十年后繁体字彻底变成了古董，那时，作为中国人，面对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的画，面对欧、柳、颜、赵、米芾、苏轼的字，只得其粗，不得其细；面对祖上传下来的照片上面的字迹，却读不下来，需要临时抱佛脚，拿出字典，一字一查，如鸡啄米；面对旅游胜地妙趣横生的楹联匾额，胡乱猜度；面对震撼世界的出土石刻碑文，面对博物馆中珍贵文献的影印件，面对祖上传下来的家谱，却读不下来，待曲曲折折弄明白了，兴趣已尽——那将是何等的尴尬与窘迫。
再试想，中国传统字画以及佛经等珍贵文献，散失在海外的，绝不在少数。待学习过繁体字的这一代人过去了，找个帮助解读其中奥妙的人，难于上青天。即使是到中国留过学的中国通，学的也都是简化字。那时，还怎样让世界认同中国的文化？
简化字的以上种种短拙，仍算小失小遗。大失大遗在于，简化字让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国粹。汉字是最宝贵的国粹，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这个不争事实的里面还包蕴着另一个更为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汉字之精髓乃在于其美奂美仑的外形与神秘莫测的结构。此二物一旦被削弱或改塑，即使汉字之价值尚存，也要大打折扣。一个个由无数人心血凝成的汉字，包蕴着比汉字本身不知多多少倍的信息，更遑论每一个字里面隐藏着多少让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故事——世俗的或宗教的、现实的或神话的、质朴的或瑰丽的、深奥的或浅易的、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道德的或伦理的……一个字便是一个不朽的生命，一个字便是一个让人永远拆解不完的信息团。“幸”之所以为“幸”，“打”之所以为“打”，都是其来有自，而非偶然的凑泊。而简化字运动，只是一味考虑减少笔画、书写方便（其实没有简化字运动，照样可以用草体书写），完全不顾字与字的附着物——“信息团”的关联，不顾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字的形体被简化之后，不但附着在字体上的“信息团”烟消云散，而且字的形体美也荡然无存。比如，作为偏旁的“言”与“讠”，一正一偏，一工一枉，一全一缺，一美一丑，优劣昭然若揭，虽表示相同的意思，但二者的美学价值差别却在霄壤之间。我曾询问过汉字圈的语言专家，他们大多认为“讠”非驴非马，不像汉字的表形字体。类似情形还有作为偏旁的“钅”、“饣”、“纟”等与作为单字的“贝”、“厂”、“义”等。这些字形，写起来还便利，看起来则与之扞格，不愿久视。一些被简化的偏旁或单字，笔画是稍多了些，不过让电脑多负担些笔画，谅电脑还承担得起。手写时尽可以因人而异，自行简化。
汉字之奇特就奇特在，她是富含文化品味的高雅魔方，趣味无穷，前后左右转动，结果迥然不同。
一个汉字，忽而代表一个契约，忽而代表一种顿悟，忽而代表一阖机趣，忽而代表一片天地。大到宇宙，小到无间，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几乎都可通过汉字直接寻得答案。把玩揣摩，乐趣无穷，其微情妙旨，非可言言道者，不似西文ABCD，甲乙账簿，字体呆滞。
不能不提及书法。汉字书法，世间无可与之匹敌。繁体字，凡夫俗子写起来或有“繁”的感觉，书家写起来则笔笔是金，绝无赘物。一个字便是一件艺术品，或纤秾流丽，或奇崛险怪，或幽峭明净，或清俊绰约，或诡谲旖旎，或瑰丽隐晦，或蜿蜒淋漓，或丰妍匀适，或雄厚如斧，或野犷如石……百位书家所写，百种姿态，绝无雷同。这些鲜活的汉字，哪一个不是经过几千年的刀火锤炼、风雨磨洗才定形，酝酿之熟，火色俱融，让人爱之弥切，喜之弥甚。
传统的汉字，除去一十丁乙等少数个例，其余个个都是璎络连缀、珠联璧合的珍品。每一汉字之间架结构，局法既高，机神独绝，往往由多种意思抟为一字，不同意思的笔画组合到一起则层叠扶疏，连环钩股，流畅不滞，一气呵成，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书家心无全牛，明察秋毫，洞烛幽微，对每一个字的品格特点、脾气禀性了如指掌，以繁简、虚实、轻重、缓急、刚柔拿捏之，使之愈发熠熠生辉，光彩照人。若夫柳体、颜体之微妙差别，更是存乎横竖点捺的错综微妙的变化之中。一瘦一肥，一曲一直，一扬一抑，一顿一挫，皆可将书家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简化字亦可用之书法，不过经过简化，结构布局已成另物，仍以传统书法论之，不免失当。世事皆可变，变有骤变、微调之分。骤变仅适用于极为特殊的场合，绝大多数场合——特别是艺术（汉字的艺术含量很高）场合——不适于骤变，只适于微调。汉字成千上万，出几个“败类”也难免，针对具体对象清除或修正就是了。个别字过繁或血肉搭配不尽合理，尽可以微调之，砍掉多余枝桠，使其更富活力。如是，作为艺术品的汉字则可源远流长于千秋万代。反之，别出手眼，图一时的痛快而大肆砍杀，使汉字支离残缺，形容枯槁，如盆鱼笼鸟，顿失活力。原料质劣，书家何以为炊？
行文至此，不免由汉字简化联想到变革。说到变革问题心重如磐。至今仍有许多人把“简化字运动”视为一种“变革”，以为革旧鼎新，除弊兴利，理所当然，全然不察危机之所伏。所谓变革，大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指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积久成弊，改易之，使之更合理有效；第二种情形指恢复被取缔或取代的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或许会增益些新的功效）；第三种情形指师出无名的对制度、价值规范或习惯的盲目改易。第一种情形属于名副其实的变革；第二种情形含有一些变革的意味，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第三种情形简直与变革毫无瓜葛，仅仅是一种“改变”而已。简化字“变革”即属第三种情形，不属于变革，只是一种改变，而且是在改变不该改变的东西。以简化求文字交流之简便，以简便求文字教化之普及，小得而大遗，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南辕北辙，无异于剖腹去疾，扬汤止沸。变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第一种情形下的真正变革，在多数情况下，也需慎重行事，微调为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即使是真正的变革，反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往往引发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三思而后行。对于另建文字体系这样涉及子孙万代的大事，绝不能头脑发热，仓促而为。现在，木已成舟，一切陈述都成了马后炮。不过，兹事体大，马后炮，也得把它放出去，或许能把那些“存在即真理”的固守者的头脑打开一条裂隙，让他们清醒地面对应该加以改变的“存在”——包括已经习惯了的。往好处想，也许有一天，作为汉字的主人，我们能回到统一的汉字大家庭中来，从而结束各自为政的窘境。
拉拉杂杂地对简化字以及由简化字引发的感想归拢起来，写成本篇小文，鲠骨在喉，一吐为快，不知能引起读者共鸣否？
疯狂的英语
？ 姜亚军
1977年9月5日，美国星际探测器“旅行者”一号（Voyager One）升空飞向木星，飞船上搭载了一张用地球上五十五种语言录制的金质唱片，表达“地球村”村民向（可能存在的）外星人的问候。那些简短的问候语前面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代表当时联合国一百四十七个成员国用英语所作的讲话。自然，这位“地球村”的村长期待着外星人能听懂自己所讲的话，并进而解读后面五花八门的“方言”。换句话说，在他的期望之中，作为“地球普通话”的英语最好也就是“太阳系普通话”，甚至“宇宙普通话”。
外星人讲不讲英语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在当今的“地球村”里，每一位“村民”都明白：哪一家拒绝了英语，那它便拒绝了“进步”与“发展”；哪一位离开了英语，那他便几乎与“成功”注定无缘。下面的任何一个数字都能证明这一点〔1〕：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the first language）的使用者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the second language）并经常使用的人约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作为外语（foreign language）且能流利使用的人约有一亿人； 英语在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国家总人口达十四亿； 2000年，全世界的英语学习者估计约有十亿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文书写；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电子信息用英文存储；全世界网站的百分之七十八为英语网站。
将这些数字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英语已成为一门十足的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 或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或者说，一个以地球为疆域的英语帝国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最为庞大的帝国里，英语是“书籍杂志出版、航空、国际贸易、学术会议、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外交、体育、国际竞争、流行音乐和广告业的主要语言”〔2〕。中国人认为世间“三百六十行”，其实这位《剑桥英语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编者在这里已经画蛇添足了，一句“英语是国际竞争的主要语言”也就足以说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主要语言”。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今日的“地球村”里，哪一行里不存在“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流？哪一行里能缺少了英语？在哥本哈根港，一位街头乞丐缠住了一位美国人，美国人一边躲闪一边用当地话说：Foerloev； jeg snakker ikke god Dansk（对不起，我的丹麦语讲不好）。乞丐听后用英语说：Its very nice that you learned a little Danish， its not an easy language（您能讲一点丹麦语，真是太好了；丹麦语不好学）。2000年3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抵达中东，寻访耶稣基督的足迹，面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他讲的不是拉丁语，不是阿拉伯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他的母语波兰语，而是赫赫有名的英语。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洗礼般的冲刷，宗教这块最后的净土也开始遭到“入侵”之后，有谁还会怀疑英语无孔不入的神奇本领。在你争我抢与国际“接轨”的信息时代，“接轨”首先成了与英语的“接轨”。英语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主编Burchfield如是说：
英语也已经成为一门十足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受过教育的任何人，如果不懂英语，那他的生活就有了缺憾。贫穷、饥饿和疾病很容易被看成是人生最为残忍且最不可饶恕的缺憾。语言上的缺憾虽然不容易被人注意，但其影响却非常之重大〔3〕。
在Burchfield看来，在当今世界，不会说英语对一个人的影响，和贫穷、饥饿或疾病对人生的摧残并无二致。难怪目前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英语。政治家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寺泽芳男便有一本书，名为《不懂英语国家将亡》；1985年，斯里兰卡国务大臣提议说，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英语教学应该赋予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等的地位；1990年，丹麦教育部长宣布英语已经从丹麦人的第一外语发展成为“第二母语”；2000年，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个人咨询机构“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第二官方语言”；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一次新年电视讲话中也忠告同胞，如果不掌握网络通用语言，在国际竞争中将没有获胜的机会。
政治家的眼光是政治性的，政治家的目标是任期内的业绩，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一国之长领导能力的主要指数甚至惟一标准。“大英帝国已经让位于英语帝国”〔4〕的政治事实在“求实”的政治家的眼里失去了政治意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千方百计喂肥英语之鸡，让它多多生蛋，谁还有闲暇去想“鸡子”原本是外姓鸡，下蛋之余还会惹是生非。
然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少不了“另类”的装点，正如全国上下一片蓝色中山装的时代，有人偏偏要穿上喇叭裤，招人说三道四或羡慕不已一样，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美滋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