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9年第05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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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黄家后人是黄公顺第五代传人；大号黄德强；但厂里人却很少叫他大号；在重大场面上企业领导会尊敬地称他“黄工”；而平时；从厂里总经理到看门人都习惯叫他小名“黄多子”（就是兄弟太多；本不想要的多余的人）。这让人明显感觉到一种贵族沦为平民的失落与悲凉；一种沧海桑田般的万千感慨。
我们原以为采访黄公顺后人会有重重困难；没想到黄德强很乐意接受我们访问。但作为黄公顺酒馆后人；他对石花酒今天的沦落；心情比别人更复杂一些。所以在整个交谈中他对黄氏家族昔日的辉煌谈得较多；而对石花酒困境的成因却很少涉及。
黄德强住的两层楼房面朝石溪河；房后没有院子；而是石花酒厂的生产车间。黄德强不无伤感地告诉我们；这房子就盖在黄公顺酒馆临街营业门面的遗址上；后面应该是三进的四合院。依次是选料、碎料、踩曲、蒸馏槽房、发酵间、贮酒仓房、主人居室、伙计们住处、师傅寝室。70年代被石花酒厂扩建时拆毁了。他这屋场也是讨要多年；后来作为落实民族资本家政策由政府出面做工作发还给了他；算是祖上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了。
黄氏家族的一切荣耀都只能留存在他的回忆中；黄德强讲起祖上的往事特别动情。不过他知道的故事都是父亲黄善荣告诉他的。黄善荣作为黄公顺酒业的第四代传人；解放后自然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土改、反右、四清、文革、没有一次能幸免。但由于黄家世代与人为善；从不强求无道之财；处世谨慎；待人谦恭。对南来北往的军阀、政治豪强从不依附；都一概以舍财免灾思想送出境。对镇里的公益事业黄家也一直视为己任。石溪河水上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黄家主动出资重建……
黄德强十分怀念解放初的那段时光；那时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家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帮工商业主扩大生产。黄公顺酒业在解放初又经历了一次辉煌时期。那时政府的官员隔三岔五就过来问情况；没钱；政府帮助贷款；没原料；政府给拨粮食；没有工人；政府帮助协调解决用工。1954年前的那些年；黄善荣每年都要到省城去开会；经常戴红花；上报纸。但经过公私合营改造之后；酒厂已不属于黄家；而且后来随着政治风云变幻；黄家的日子就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逐渐难过了起来。
不过黄德强还是承认；尽管政治风浪的冲击无法避免；但政府和组织上还是念及黄家对革命的贡献；尽可能的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后来黄善荣在文革中入狱；其实也是当时执政者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他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造反派疯狂阶段的胡批乱斗使多少无辜者成为屈死冤魂啊。黄善荣在劳改农场躲过劫难；文革后当上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这也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一贯重视的具体体现。因为黄氏家族不仅在谷城、石花镇；即使是在襄樊也是有相当影响的资本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家私营酿酒企业已在全国拥有了很高的市场知名度；经营也有相当规模；不仅本店越做越大；还在汉口、南京等地开有分号。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时；黄公顺酒馆的总资产在包括郧阳六县（今十堰市辖区）在内的整个襄阳专区排名第二（资产排名第一的是今天的襄樊烟厂）。
黄公顺酒业的威望不仅在于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美酒；更在于黄家的历代掌门人深明大义；顺应历史潮流；尽管他们是资本经营的成功者；但在感情上却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当年贺龙与柳直荀在谷城薤山建立红军司令部时；物质极其困难；每当红军下山来镇里筹粮时黄公顺酒馆都是慷慨资助。并托筹粮员给贺龙带过一坛好酒。红军在离鄂西开拔之前再次来借粮。当时执掌石花酒业的第四代传人黄善荣冒着生命危险以4000大洋相赠。红军的财粮干部感动不已；曾写下收条；相许等革命成功后以数倍奉还；还加盖了红三军司令部的大红印章。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资助红军是要杀头的；黄善荣忍痛将借条付之一炬；这是黄家后人最痛惜的一件事；他们不是为了向政府兑现当年红军的承诺；而是要证明黄公顺酒业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很遗憾；黄善荣的谨慎使国家少了一件宝贵的革命文物。
解放后黄家人一直是受政府信任和保护的“红顶商人”；黄公顺酒业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有生力量。抗美援朝时期国家号召给志愿军捐飞机大炮；黄公顺酒业每次都积极响应；慷慨捐赠。所以党和人民政府从没有忘记黄家的贡献。尽管后来公私合营了；甚至在他们下放农村时的困难时期；政府也没有忘记给黄家发放股金。
在邓小平酝酿中国经济改革时曾邀请以荣毅仁为代表的100位工商业知名人士在京召开座谈会；征询民族复兴和经济腾飞大计；黄公顺酒业的黄善荣也在邓小平的邀请名单之列。这件事对于谷城和石花镇；龙其对于石花酒业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黄多子”忆祖业时兴致极高；回到现实中来时却充满一种怀旧的感伤。但是无论怎样；经过几世沧桑；“黄公顺”已变为石花酒；并且成为国内外知名白酒；这多少使“黄多子”感到些安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看到了石花酒品牌的价值；遂按照当时工商业政策对其改造；以公私合营股份制的形式逐步将酒厂改为地方国营性质的国有企业。先是作为谷城县酿酒厂的石花分厂；后来县政府为了发挥石花酒历史品牌的优势；将其从县酒厂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全资国有企业。并将所有产品统一品名；冠以“石花”商标。这个时期的石花酒承继了千年历史的古韵；保持了黄公顺酒的良好质地；同已成为名镇的“石花”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喝到石花酒就想到了石花镇；听到石花镇就想到了当地名产石花酒。古镇与古酒两种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相辅相成；向世人展示着她独有的魅力。
3
“酒王”王万才展示超人才华
千年石花酒 迎来无限风光
追寻石花“酒王”的足迹
石花酒在自生自灭状态下走过了长达千年的自然经济时期；随着它从县酒厂分离出来自立门户；也走进了她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带给石花酒全新命运的；是一个叫王万才的人。对于石花酒的历史；王万才也是座无法逾越的山；无论人们现在怎样评价；他为石花酒创造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知道了我们意图；好心的知情者们对我们说采访王万才估计很难；以王万才现在的身份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王万才现在的工资关系在县委办公室；他的身份是“谷城县委党风廉政监督员”。作为谷城唯一以企业厂长身份享受正县级行政干部待遇的王万才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
但是追踪石花酒的踪迹、写石花酒的文章；老厂长王万才是绕不过的一道坎。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几经周折；辗转问询；终于在县委办公室的帮助下打听到了他的住处。在谷城县城一条小巷深处的居民区找到了王万才住的小楼。没想到的是王万才竟然很乐意接受采访；这使我们大喜过望。王万才年近六旬；却丝毫看不到衰老的痕迹。仍保持着当年电视广告上那种气宇轩昂。我们谨慎地回避着诸如“石花酒为何落入低谷”这类敏感的话题。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认为适合的话题。但没想到王万才猜透了我们的心思；爽朗地笑着说：“写文章的人跟我打交道很多；我知道你们难处；没得第一手材料再大本事也写不出来。想问什么你们尽管说就是。”
笔者深知石花酒今天的现状原因复杂；便绕开主题同王万才谈起了人生这个话题。也许是离开主流社会太远；也许是我们的采访勾起了他对青年时代灿烂时光的向往。王万才忆起往事仍显得激情满怀。
“石花酒凝聚了我一生心血”（实地访问记之六——石花酒厂原厂长王万才家中）
在出名之前；谁也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会成为打造石花品牌的一代“酒王”。王万才1961年（17岁）参加工作；1962年转正；1963年抽出来参加历史上有名的“四清”运动。由于工作出色；组织上对他颇为赏识；1964年当工作队从襄阳县转到随县时；王万才被作为骨干调去集训；集训结束后准备让他独挡一面当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省长张体学坐镇随县抓试点；这也正是四清工作队培养出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原因。对于王万才的人生来说这自然是个好机遇。当时的锦绣前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当他打好行装踌躇满志准备到随县大展宏图时；谷城县委却作了一个决定；留一部分优秀干部下来充实县直单位。当时还没有企业这个概念。王万才就被领导用当时盛行的“乱点鸳鸯谱”办法分到了石花酒厂。
王万才来了；当时以黄公顺酒馆为基础的厂子人并不多；连职务任命也不规范；王万才负责生产、财务、后勤等工作；另一位年龄较大的胡开学负总责。这一年王万才刚满20岁。在今天这个年龄只能是个刚入大学校门的学生。可是那个年代的人早熟；20岁的王万才就担起了一个工厂的重任。王万才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悉心钻研业务；关注酿酒工业的新工艺；用当时社会最有效的手段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酒厂逐步做大。王万才如数家珍地计算了他在石花酒厂工作的时间。从20岁毛头小伙时进厂；到最后55岁时心情郁闷地离开酒厂；由“指鼻子”协助负责人到副县级的酒厂厂长、法人代表；再到离开酒厂时的正县待遇。他经历了石花酒最初的发展和他创造的鼎盛期；也耗去了人生最宝贵的时期；整整35年！
“人一生中有用的时间就那二三十年；可以说石花酒耗去了我一生的心血。”这位曾被媒体炒为“酒王”的老厂长；对过去的岁月充满眷念；而谈到今天的石花酒；王万才除了有些感伤；却没发表任何评价性的看法。
大军区司令“点津”石花酒（王万才讲述之一）
企业发展的历程形同人生；婴儿向青年过度期间的岁月是漫长而平淡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充满激情的青春时代。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第二条南北大动脉焦柳铁路开始兴建；指挥这个大工程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这位开国后第一批授衔的中将副司令在谷城的“三线建设”指挥部喝到了石花酒。将军对石花美酒赞不绝口；尽兴一醉之后便记住了石花酒。在关键时刻孔司令又给石花酒点了个“津”。在湖北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上孔司令说：“都说湖北人是九头鸟；我看充其量是一只傻鸟；茅台、汾酒卖那么俏；湖北人就甘心掏钱去买人家的水；就不晓得发酒财。我喝过石花酒；味道并不比茅台酒差呀；我也看过石花街的石花酒厂；那双泉井水未必就赶不上赤水河里的水？听说石花酒有上千年历史了；地方政府为啥不好好研究一下；发展一下？”孔司令的话在当时的湖北省委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当年省财政就拨给谷城县专款26万元；专用于扩建石花酒厂。70年代的26万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和市场上的价值超过现在260万；石花酒厂在政府扶持下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改造。使石花酒厂告别了千百年的手工作坊传统生产方式；走上了现代工业化发展之路。
要论起来石花酒的历史确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无论是最早的楚霸王项羽、义军领袖李自成、到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买酒石花街；再到70年代的武汉大军区副司令孔庆德“点津”石花酒；竟都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威武将军紧紧关联。究竟是历史机缘的偶然巧合？还是石花酒内在英雄品质的必然？
石花酒在湖北白酒行业三分天下（王万才讲述之二）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由全民关注政治开始向发展经济转型；王万才顺应了这个潮流。作为经济转型初期的企业家；王万才以他出色的才干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经典格言。
这时候老厂长胡开学已经退休。石花酒厂也从县酒厂分离出来成为单独建制的酒厂；王万才名正言顺走上了前台；成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第一代企业法人。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石花酒厂经过几次投资扩建已具备相当规模。生产能力达到3000吨；成为谷城县财政强有力的支柱。当时全县财政收入600万元中；石花酒厂就贡献了270多万元！应该说在当时白酒市场尚未放开的情况下；王万才研究出了适应这个时期的经营谋略。他将竞争对手分为远近两个层面；这大概是受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言的启发。所谓“远虑”；是指多年来一直主导全国白酒市场的“茅台”、“汾酒”、“泸州老窖”等“十大名酒”；而近忧；则是在湖北本省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白云边”和“黄鹤楼”。与“十大名酒”抢占外省市场份额；王万才采取优质低价的策略。对于近敌；他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略。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十分成功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仍处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低工资时期；收入决定消费；普遍低收入的社会对于名牌并不在意；尽管当时的茅台酒才30多元一瓶；而汾酒、泸州老窖也不过20元钱左右；这对于当时月薪普遍只有40元左右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些绝对价值并不高的“名酒”仍成为高悬在空中的月亮。石花酒以她同汾酒不相上下的优良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酒精度在53％以上的白酒尤其受到喜好烈性酒的东北汉子的钟爱。在整个八十年代；石花酒销往华北东北的白酒占整个石花酒厂年产量的40℅以上的份额。而对于省内；他紧紧咬住松滋的“白云边”和武汉的“黄鹤楼”；比起李白“将船买酒白云边”的著名诗篇和“白云黄鹤”天下名楼的知名度；小小石花街的千年历史和众多传说便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聪明的王万才明白；与这两家酒厂竞争；只能凭酒的质量真刀真枪的较量。那还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和许多行业一样；质量的认定并不完全在于消费者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行业主管部门。具体到白酒行业；国家轻工业部和省轻工业局每年组织的评酒委员会便是对酒质量认证的唯一权威机构。王万才深谙个中厉害；对各种评比活动高度重视；每年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准备各级评比。他亲自参与评酒会的样品酒生产、亲眼检查酿制样品酒的每一种谷物；亲自监督样品酒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在酒厂秀才涂明春积累的厚厚几大本报刊剪贴上；记载着各种媒体对石花酒厂在各种评奖中获得的各种荣誉的报道——
1980年；石花酒厂生产的“石花大曲”获得全省第一名；“石花特曲”酒获得全省第二名；
1983年；石花酒厂生产的石花大曲获得全省清香型白酒评比第一名；
1985年；石花酒厂生产的“石花大曲”、“石花特曲”双双被评为全省清香型白酒第一名；
1986年；石花特曲获得全省清香型白酒第二名；
1987年；石花大曲再获全省清香白酒质量第一名；同年举办的全省白酒感官评比中位列全省第二名；
对于石花酒厂和王万才本人；1987都是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在全省130多家白酒生产厂家中；石花酒厂生产的“石花大曲”、“承恩大曲”等三种产品夺得三个第一名；成为本届评酒会的明星。《消费时报》、《湖北日报》、《轻工报》、《襄樊日报》和多家电台对这个消息进行了报道。
这时候的中国消费市场；广告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南方一批先知先觉的沿海企业已经懂得用广告诱导消费者；而内地的几乎所有企业仍处在被动的依赖新闻报道上。不过这时候的新闻媒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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