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9年第05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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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王万才身上；那就和当初把一切成绩都记在他身上一样有失公允。客观地说；在像石花酒厂这种体制的国营企业里面；王万才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尽管他是企业法人代表；但酒厂是国家的；在很多事情上也是由不得王万才的；比如购买旭东厂大扩张、投资“石花大酒店”的决策就决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酒厂和政府的关系上；旭东厂的决策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厂子是国家的；最终支配权当然在政府。这是我们所有国营企业的通病。厂党委副书记杨世文介绍情况时曾多次公正地提到这一点。除了重大决策权之外；老化过时的体制也是石花酒厂今日之败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产权不明晰；最初是实行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让黄公顺的继承人和国家成为同样的股东；后来就索性全部国有化了；黄公顺品牌及企业的一切均归国有；黄公顺后人成了国营酒厂里的一名国家职工。改革开放后曾对企业体制改革进行过多次酝酿和尝试；虽然后来也随大流将石花酒厂改为了“石花酿酒集团股份公司”。而正如这不伦不类的企业名称；和许多国营企业一样；石花酒厂的产权至今仍是稀里糊涂。所谓改制只不过换了个时髦的名字；什么都没有变；因为改制后的企业是全民持股；所有职工都是企业股东。这就和原来所有职工都是国家职工一样；所有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而企业主人是不能太多的；主人太多导致企业每项改革都寸步难行。企业是所有职工的；实际跟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关系。换汤不换药、新瓶装陈酒的所谓改制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活力；虽然董事会、监事会一应俱全；但企业运行和发展仍然是那种类似于手工作坊似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是企业管理的关键；这两头不改变；无论“酒王”多大本事；即使经营中没有任何失误；败落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从分配制度上就可以看出石花酒厂的症结所在：企业效益最好的阶段；恰恰是职工工资最低的阶段；就在1993年酒厂利税达到1500万元时；包括厂领导在内的职工们月工资只有100多元钱！这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制度自然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直到今天；到处跑市场的人和坐在家里打麻将的人工资待遇并没有明显差别。在这个问题上；经销公司经理郑书军的体会更深一层。　
　　石花酒跌落到最低谷时；年销售总额只剩区区800万元。当时的总经理在全厂大会上给郑书军一个许诺：你能把销售额做到1000万元以上；公司奖励你5万元！　
　　郑书军当众立下了军令状；突不破1000万自己就辞职下台！　
　　郑书军是个十分敬业的人；他在襄樊做过10年办事处主任。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和难能可贵的吃苦精神。为了收复失地；完成销售任务；郑书军亲自开着车把货送到每一个代销点上。哪怕一个小食品店只要一箱低价酒；郑书军也对小店老板给予“上帝”的待遇。稍大点的客户；郑书军就一直把车开到老板店门口；并且帮助老板把货一件件码到仓库里……郑书军接任销售经理当年就使销售额冲破了1000万大关。而且超过了100多万元！然而到了年底结账时；当时的总经理却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对郑书军说：“你确实吃苦了；按说我应该给你兑现5万元奖金；但是你看厂里这样困难；工人们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全；你一个人拿这么多；大伙会有意见。”于是用一张奖状代替了5万元的奖励承诺。　
　　郑书军是个好说话的人；他由农村招工到厂里当了企业干部；对石花酒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知道厂里的困难和总经理的难处；也知道工人们生活的艰难。因此当总经理几句话就撤消了当初的许诺时；郑书军什么话也没有说——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让他无言以对；他只能眼含泪水一如既往地努力攻市场。　
　　郑书军不计较5万元奖励是优秀企业员工素质的象征；理所当然应受到道德人格上的尊敬。但作为企业总经理；作为企业管理制度；这就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即使高风亮节的郑书军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么这件事在职工中造成的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其带来的潜在经济损失恐怕远远超过50万甚至500万！　
　　国营企业这种僵死的大锅饭分配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更是制约酒厂发展的死结。石花酒由黄公顺酒厂改造为国营企业；但其私营企业的痕迹至今依稀可见。包括黄公顺四代传人黄善荣同时代的老工人们都还健在；他们的岗位多为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所顶替。这就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一家人几代同在一厂工作是普遍现象。这种盘根错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氏族关系；历任厂长不能不考虑这些很现实的问题；否则你肯定在这里站不住脚根。所以很多改革都无法展开；真正的竞争机制无法在这里实行。你想优化干部队伍；结果连一个班长你也轻易动不了。你想让谁下岗？我爷爷是跟老东家黄善荣一朝的；我们一家人老几代都指望着这个厂子吃饭呢！这种“近亲繁殖”生生不息的延续；造成职工素质整体降低。优秀的人才无法吸收进来；即使进来了；没有根基你也发挥不了作用。　
　　在企业形势好时这些矛盾都被繁荣的外表掩盖着；企业形势一旦下滑这些矛盾就暴露了出来。　王万才走后新任总经理汤清明曾试图进行用人制度改革。但刚出手就遇到强劲挑战。汤清明选择的并不是关键岗位；而是门卫。他试图把现有的16个门卫减少到12个。但被减门卫谁也不肯出来。　
　　在职工们的评价中；汤清明是属于铁腕人物型的领导。然而再硬的铁腕也无法撼动僵死的企业体制。至今16个门卫仍一个不少悠闲地轮流坐在每况愈下的石花酒厂大门口。　
　　汤清明的一系列改革都只能以半途而废告终；他开发的一些新品种还没投放市场就寿终正寝了。最终同他的前任王万才一样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无奈离去。百年老店、千年历史的名酒就这样再次陷入了难耐的沉寂。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石花酒厂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但是相对于企业管理创新和发展却也是一种沉重的羁绊。石花酒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的形象；如同一个负荷沉重的高龄老人；在风雨交加的泥泞道路上步履蹒跚的苦撑苦挣。　
　　经历了无数辉煌的石花酒啊；你是否还能找回属于你的光环和荣誉？　
　　经历了太多凄风苦雨的石花酒啊；你是否还能走出风雨中的泥泞？　
　　　
　　5　
　　市县领导人合力抢救历史名牌　
　　曹远亮悲壮突围重铸石花酒魂　
　　　
　　经历了千年风雨的石花古酒就这样在人们的冷落中跌落到谷底。昔日的明星在一瞬间坠地。然而当今的白酒市场同新人辈出的歌坛一样；喜新厌旧的消费者们在广告的诱导下开始去追捧市场新宠；只把千般痛苦万般悔恨留给了与石花酒相依为命的石花酒酿造者们。真正为石花酒的命运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和酒厂800多新老职工。　
　　　
　　谷城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情系石花酒业　
　　　
　　石花酒厂的困境引起了谷城县委县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新任县长刘立勇一上任就把自己的工作联系点定在了石花酒厂；担任县委书记后他又把促进石花酿酒集团公司的改革重组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刘立勇看来；决不能单纯以一家酿酒企业的兴衰的角度来看待石花酒厂的兴衰。而应该把石花酒厂的兴衰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联系起来。石花酒不仅是谷城县和襄樊市的地方历史名产；在湖北也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品牌。石花酒品牌也是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石花酒的衰落是地方经济文化的双重损失。　
　　在县委、政府的直接关心支持下；石花酿酒集团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在职工们推荐中诞生。推举曹远亮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进明出任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世文出任监事会主席、郑书军被聘为经销公司经理。　
　　　
　　　石花酒业新一代掌门人唱响《国际歌》　
　　　
　　于危难中受命的总经理曹远亮；肩上承载着县政府领导的希望和企业全体员工命运的多重压力；面对奄奄一息的企业；他感到自己接替的正是当年被围“垓下”时项羽的角色。但他明白；他不能学“霸王”。既不能选择“单骑过江东”；也不能像项羽一样英雄气短的战死“垓下”。他必须带领石花酿酒公司的800职工杀出重围。　
　　曹远亮也是属于把自己的命运都绑在石花酒上的“老石花”。他从1985年就是厂里的生产科长；后来就一直担任管生产的副厂长、副总经理。他亲身经历了酒厂的兴衰；清楚地了解酒厂生产上的每一个环节；实际也早就看清了石花酒厂的病因。但由于所处的位置和企业体制的痼疾；他在有限空间里所做努力对于处在大厦将倾中的危势企业；最终只能是“无力补天”的遗憾。从外表看；曹远亮似乎是那种传统类型的企业干部；稳健、谨慎；不善言辞。其实却是个性格刚毅、做事果断的人。他善于思考、敢于坚持己见、并且敢冒风险。与他的前任们明显不同的是他做事低调；注重实效。用曹远亮的话说；石花酒厂现在已是个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再经受不起任何折腾；对它进行的每项施救措施都必须慎之又慎。他不向县领导作任何表白；也不向职工们作任何许诺；只是明明白白的将企业面临的危险境况告诉全体职工；让每个职工真实的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以务实的态度将改革一步步艰难的推进。在他就任总经理的第一次全厂大会上；他忽然提议放响《国际歌》的旋律。这提议使人们感到意外；随即就明白曹远亮的用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曹远亮心情沉重地说：“我是希望大家记住《国际歌》的最后两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这是对我们石花酒厂所有人的警示；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要想生存就只有团结一心；振奋精神、运足底气做最后一搏！”　
　　曹远亮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停止由政府帮助摊派“爱县酒”的做法。他说；市场不可欺！消费者人心不可欺！任何违背市场规律、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做法最后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报复。他对经销公司进行彻底整顿；把市场销售决策大权全部下放给有丰富营销经验的销售公司经理郑书军。他对郑书军说：“企业发展不能离开政府支持；但不能像依赖保姆一样依靠政府。我们要用比黄公顺当年更过硬的质量来重新赢得消费者喜爱！用我们的信誉来重新取信于消费者；恢复石花名酒的历史地位。”　
　　郑书军作为民营销售公司的经理；更感到肩负的使命之神圣。前面说过；虽然由于体制的原因总经理违约没有给他应得的5万元奖金；但郑书军对石花酒的感情一点也没变。当笔者问起他对那5万元奖金的感受时；郑书军这样说：“放在一般人肯定不能接受；但我能理解；只要石花酒能够重新崛起振兴；再大的牺牲我也不在乎。要冲着挣钱；我早就不在石花酒厂干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市场营销；手里掌握有好些老客户。好几家大酒厂给高薪高回扣请我做襄樊地区总代理我都没干；我不能背叛石花酒业！否则赚再多的钱良心也不安。他以对企业的忠诚和满腔热情全身心投入到了曹远亮的突围决战中；充当杀开血路的开路先锋。人们看到的郑书军一点也不像一个大酒厂的销售经理；倒像是个忠实的搬运工。他用那厚实的肩膀把酒一件件扛到大小商店的仓库里或一件件帮人家摆在货柜上。用一颗真诚的心和一滴滴的汗水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重新夺回石花酒丢失的市场。　
　　以郑书军为代表的石花酒人正是曹远亮突围成功的信心所在。曹远亮明白要恢复石花酒的市场地位有多大难度。他打了个比方；在平地上推动一个石滚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石花酒是被人从山顶上掀下山脚下的大“石滚”；在我们手里要把它从山脚下再重新推到山顶上去；这该要使多大的气力？曹远亮这个比方源自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推石头的故事。上帝为了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山脚推到山顶；然而刚要接近山顶时；上帝又把它掀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又重新开始往山上推……如此周而复始的每天往山上推石头便成了“西西弗斯”的工作……　
　　希腊神话中的上帝对“西西弗斯”的惩罚方式是冷酷的；也是残忍的。然而曹远亮明白；石花酒厂现在正像那受惩罚的“西西弗斯”。石花酒面临的是市场消费者这个上帝群体的无情惩罚。但是对于他和石花酒厂的800职工；他们必须把这个石头重新推上去。决不能让它再滚下来。凭什么？凭石花酒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这种精神就是石花酒永不认输的精神人格；是石花酒厂的企业之魂！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永远过硬的质量。他对公司新班子成员们说：“我们要靠石花酒的质量把消费者一个个争取回来！相信消费者是公正的！从现在起；要把市场开发和维护市场信誉结合起来；要再发现谁假冒石花酒；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官司打到底；要罚得造假者倾家荡产！给消费者十倍的赔偿！”　
　　为了彻底改革早已不适应市场的内部运行机制；曹远亮决定将销售公司彻底从酿酒集团公司剥离出去；使之与生产完全脱钩；独立核算。为了理顺关系使之无羁无绊地自主发展；新组建的经销公司不用总公司一分钱投资；所需资本完全按照民营模式全部由发起人募集；在工商部门另行审批注册。　
　　对于这样一个纯粹民营化的公司；许多人并不看好；觉得这等于是自己掏钱去买了石花酒再往外卖；风险太大。曹远亮看准了的事一定要做下去；没有人参股；说明大家对新班子缺乏信任；对石花酒能否重振雄风缺少信心。他就动员领导班子带头做了发起人。曹远亮将家里所有积蓄尽数取出；又借遍亲朋好友；凑出20万元做了第一个发起人。接着；党委副书记杨世文、管生产的副总经理王进明、经销公司经理郑书军也都先后用借账、抵押房产贷款等方式参股作为经销公司的共同发起人。副书记杨世文说；“我在厂里当了这么多年副书记；也就攒下这5万块钱；我不知道民营化的经销公司会不会盈利；把这点血汗钱拿出来目的是带头支持曹总的改革。”　
　　区区50万元对于一个销售公司是太少了些；曹远亮把这笔钱掂了又掂；含着眼泪对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们说：“为了抢救石花酒这个名牌；为了工厂几百职工；我们几家人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成功失败在此一举！”　
　　这种凄切、这种悲壮使班子成员们全都受到了感染。他们对曹远亮说：“老曹你不要怕；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亏进去也算我们为石花酒作贡献了；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能这么真刀真枪的拼它一阵也算轰轰烈烈活过一回。”　
　　这种情景不免再次让人想起那曾在石花街作过彻夜豪饮的霸王项羽。在那被困垓下的最后一战时；霸王的表情就是这样的悲壮。　
　　　
　　精心打造中国当代“白酒霸王”　
　　　
　　石花酒厂新领导人这种悲壮感动了县委书记刘立勇。当曹远亮把石花酒厂库存20多年陈酿的老酒库打开；请市县委领导给他们的“当家酒”命名定价时；刘立勇由曹远亮破釜沉舟的勇气一下联想到了与石花酒有着不解之缘的楚霸王项羽；灵机一动说“我看就叫霸王醉吧！”当时的中共襄樊市委书记（后任湖北省政府副省长、现为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同志在尝过“霸王醉”后；连声赞叹说：“好酒！这酒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