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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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应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门其他科学，如社会科学的经济、历史或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生物等，学习它的一些基础课程，和哲学结合起来，才有具体内容。这便成为“只专不红”的典型了。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教授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其中许多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知名学者，我们长期不知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在讨论哲学系发展规划时，我提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我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总不如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定为北大哲学系发展的重点。现在将这条意见揭发出来，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铁证。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哲学楼，我几次在全系大会上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这次红专辩论是发动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序幕。从1958年初南宁会议开始批评“反冒进”，很快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便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成百上千斤地上升，“粮食多了怎么办？”；哲学系也开了轰轰烈烈的“跃进会”，一位老教授表态，他保证一天写五千字，一年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巨著；一批刚学哲学的学生宣称，青年人要赶上老年人，他们要在两年内完成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史。
那时候，中宣部在沙滩原北大孑民纪念堂定期开会，给理论界吹风，我也参加了。会上讨论比较自由，对当时小麦亩产几千斤有些议论。记得有一次传达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按照太阳散发的能量，每亩地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学校的车上，党委书记和我们一起议论：如果将一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室内地面上，将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学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兴黄庄芦城乡，实行开门办学。当年农村正是一派丰收景象，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个负担：领导上交代哲学系下乡的任务是开门办学，一面劳动一面教学，现在劳动安排好了，如何进行教学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领导来哲学系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提到这个问题。一位同志狠狠地批评我，她说：“下乡向农民学习劳动，就是最好的学习。”我想：我的“白专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气。正好听说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
我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参加调查组工作的。
【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大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地处京汉路石家庄市西边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过其中，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韩铭立同志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农民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具体化为“虚”与“实”的关系了。）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我还记得，早在1953年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宣部组织大学政治课教师去农村参观学习，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徐琳同志一起到江苏扬州，那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去农村生活，我们参加了村干部的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是：村干部根本不是讨论如何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重大意义，而是在对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计算：他家当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已经交了多少公粮，被统购了多少，家里应该还存有多少，可以动员他再交售多少余粮。像我这样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书呆子，不能理解当时干部的困难，只能心存疑惑。现在看到：干部不必再那么斤斤计数了，因为收到的粮食全部为国家所有，要调拨多少便可以调拨多少，农民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人。原来几千年来，农民一直认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粮食产品，已经完全不归他们所有，农民已经变成单纯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了。（当然，当时我是再也不敢这样想的，这是后来逐渐才有的认识。）
与此有关的农民的许多意见也就陆续反映出来，比如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劳动报酬——工分问题，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劳取酬；现在因为干部权力更大了，如果不服从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饭权。原来每到年终，农民总可以分到一些现金，供家庭消费；现在改为包干，不但“包”的钱数极低，而且连这点数目也不能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我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籽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我还看到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壮成长。
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调查组下来时，邹鲁风同志曾和省委商定：我们三个大组长在县委挂名兼职，韩铭立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方晓丘同志在财贸办公室，我在县委宣传部，只是偶尔去参加部门的会议。老韩同志参加常委会回来，告诉我们：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当时藁城正是全省大跃进的标兵，是学习的模范，省委决定将附近的栾城、无极两县，并入藁城，使它升为大县。
当时还有中央某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也下放到藁城挂职，参加县委常委会。他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六十岁了，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骑自行车往下面跑，和我们调查组员常有接触，组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互相交换讨论。他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了，出于对当前局势的担心，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位老同志敢于在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受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被认为是“老右倾保守”。
1958年底前，邹鲁风同志召集我们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我们到达郑州，首先也是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会”。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我们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在三组各自汇报的情况中，我们发现河南两组尤其是信阳组同志汇报的情况，比我们在藁城了解的要严重得多。信阳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视察过的地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几乎多是从那里制定的，却再也想不到那里会出现那么严重的、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事情。邹鲁风同志要我们回去以后，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调查，从理论上探讨研究。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渗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邹鲁风同志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他到藁城后，我们和在公社、大队蹲点的同志一起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家多充满了困惑和担忧的心情。邹鲁风同志要大家将资料整理收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专题的调查报告。他在县委大院住了两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长熟识了，他们俩作通宵谈，都是老同志，心情自然会是相通的。
我们三人送邹鲁风同志到石家庄，当晚住在宾馆里，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邹鲁风同志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这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那一晚的情景，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心里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那年春夏之交，调查组回到学校，北大学生宿舍有空，我们三大组都集中在那里，开始写调查报告。学生在写报告时提出不少理论问题，我们请示邹鲁风同志怎么办？他要我们将问题收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我花了一天时间，将藁城组学生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整理成一份《问题汇编》，印发给大家。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当生产力还停留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下，迅速改变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各个专题的调查报告完成以后，我们大组长在审定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其中那些带点偏激的句子删掉（听说这些调查报告还保存在人大和北大的档案室，有志研究“三面红旗”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同志，可以从中找到翔实的资料）。韩铭立同志觉得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上的疑问回去不好，我们大组还特别召开了两天理论讨论会，尽量引导同学从积极意义上去认识当时的情况。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大祸临头了”】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我们还来不及学习领会时，有一天上午，人民大学的六位大组长匆忙赶来北大，找到马振明、王向立和我，说“大祸临头了”。他们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上已经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有运动经验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在一起会面了，不然便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们九个人以后确实没有再在一起会过面。
我们忧心忡忡地待了一个多星期，党委书记将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个人找去，宣布说：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开除党籍，现在是你们应该接受批判的时候了。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同志，刚在几个星期前听取我们汇报时，那么慷慨激昂地议论，说得比我们更加激烈的，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以同样激烈的语言，批判我们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北大哲学系一位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参加调查组在藁城和我一道工作的，在电话中告诉我：当年他还是青年团员，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