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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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和我一道工作的，在电话中告诉我：当年他还是青年团员，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这位教授说：那次调查组大队出发前，两校党委还开会欢送，这位书记亲自讲了话的，怎么能说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他从此认识了这位书记。）
后来才知道，庐山会议后，有些省、市委领导为了表示自己是一贯拥护三面红旗的，纷纷赶快从下面抓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的目的。我们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是北京市委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我已经被北大党委内定为“漏网右派”，反右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则是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我归为另案处理。所以我对北大两校调查组的反右倾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哪些人受到批判，哪些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直到现在毫无所知。
直到两年多以后，1962年春，人民大学的韩铭立、方晓丘同志得到甄别平反以后，到北大我家里来看我，我才知道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等消息。原来我在1959年底被划为“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后，下乡监督劳动改造11个月，不久前才被允许回家监督改造，要定期上交自己的思想改造汇报，只能关在家里作些翻译工作，没有亲朋敢来看我，怎么能知晓国家大事？
老韩和晓丘告诉我：在运动中，人大党委规定：三个大组的调查组成员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和公社，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运动，大组长和领导干部是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还告诉我：那位下放到藁城的中央部长，在运动中因病住在医院里，藁城那位县委书记还专门组织人到他的病床前开大批判会，批判他的右倾。
他们说的情况启发了我，我想：既然调查组的活动不算错误，那么，根据什么理由将我定为“漏网右派”呢？原来开始批斗我时，哲学系总支组织了一些群众对我开“帮助会”，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以为：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总有思想根源，于是拼命挖掘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从我的家庭出身、抗战时期参加学生运动、脱党、在昆明参加“一二·一”运动时又觉得领导“不民主”，一直到解放后参加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盘托出。群众总是不满意，不断追究，往来反复多次。组织上还将我所有的讲课讲稿和所写文章底稿拿去，组织人搜寻其中的反动言论。最后在办公楼上大礼堂开党员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走进会场看到上面挂的横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义思想”，真是惊呆了，“修正主义”是当时刚开始批判苏共所用的词，怎么和我挂上了钩？我准备的检讨稿是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大大不够了，只能临时给自己加上“修正主义”帽子。
批判会开了两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学生。他们按照我各个时期的罪行分别进行专题批判，揭发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过无限上纲上线；有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从我的讲稿中摘引出来的。最后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作了全面总结，给我算了总账，她说我出身“食利者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给我作了处分决定：“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我只能签字承认。
这时我向总支提出要求甄别我的案件，她们答复说我属于右派，不在这次甄别之列。我要求看我的处分决定，发现其中所列我的“罪行”，没有一条是符合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的，便逐条提出证据申辩，总支加以驳斥；我再申辩，再遭驳斥。这样一条一条地争论，直到最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反右时说过“右派和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我再也想不起：我怎么敢这样大胆，竟作出这样全局性的判断？后来翻遍报纸，原来这是反右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右派所讲的话，我不知在哪一处引用了。这样，找到根据，我的申诉才全部成立，党委最后作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的决定。从1962年到1963年，甄别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宣布我撤销处分的党员大会，正是正式传达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际，如果再拖一下，我这个结论大概就不可能得到。
甄别平反以后，我知道自己不能在北大再呆下去，便打报告给中宣部周扬同志，要求调动工作。1964年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大，离开那是非之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时我所有的笔记本、讲稿以及文件资料，在离开北大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有些关键印象却深深地留在我脑子里，虽然没有和人说起，却有时会突然涌起，挥之不去。现在我已经80多岁，我想是应当写下来的时候了。
六、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
黄瑶
罗瑞卿被整开始于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这正是“文革”风暴的酝酿期。
【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他被整的同时，杨尚昆被免职。如果把“文革”比做攻城，整罗、杨似乎有点儿像是清扫外围。但整罗瑞卿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也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他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泽东对他又有许多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指出的在工作中的失误和疏忽，罗都铭记在心。
195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向李克农表示，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李向罗作了转达。罗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罗答：“写了报告了。”毛泽东严厉地说：“既然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罗立即说明：已经报总理转呈主席了。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为罗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又对罗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罗立即将当时将召开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罗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明确指出：公安部既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门，又是党的锄奸保卫政策的执行者，是党领导的一个工作机关，相当于过去的社会部。公安部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各大区、省、市、地、县公安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
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和二线的问题。12月20日，毛接见罗和谭政，问他们：“中央要分一线和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罗瑞卿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对毛泽东要退到二线没有思想准备，便吞吞吐吐地说：“主席如退居二线，那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线了。但我觉得……”这时，正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明批薄，暗攻刘”的时候，罗当时在东北检查工作，财经会议只参加了一个尾巴，对高的阴谋并不清楚。这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说：“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然后便批评罗说：“你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随后，毛泽东接着说：“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毛泽东打完招呼后不久，高岗打电话给罗，说要到罗家里来。罗说“还是我到你那里去”，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嘱咐罗“去听听他说什么”。罗到高处后，高要罗关心主席的健康，主席检查身体时要不离左右。高还说如果成立部长会议，同意由林彪任主席。罗答道：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至于成立部长会议，主席可能不同意。罗回来后，向毛泽东做了报告。
1956年，毛泽东住广州，在散步时突然对李银桥说，他到武汉后要到长江游泳。李向罗报告。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都反对。他们认为，虽然毛泽东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但在长江不行。海虽然比江大，但江比海险，还可能有血吸虫。主席去游泳，万一出点事，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于是，罗便去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为什么？”“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责任。”“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这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淹死？”罗吓了一跳，连忙解释：“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让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行。”毛泽东吩咐先派人试试，结果证明能游。5月3l日，毛泽东便第一次游了长江。后来他又要到三峡去游泳。警卫人员试验的结果是不行。毛泽东也没有坚持一定在三峡游泳。
1961年底，罗奉命负责组织一个班子为林彪起草准备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在讨论第四稿时，叶群提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这几个字。罗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叶群坚持要提。双方相持不下，到第五稿，罗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处，林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后来，林彪在会上就做了与会议精神完全不同的讲话，说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进而推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讲完后，毛泽东带头鼓掌。随后毛泽东于4月29日、30日在武汉同罗谈了两次话。他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毛泽东还要求他认真读一些马列的书。由此才有了选学30本书的事。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罗的批评有时比较随便，有时又循循善诱，口气很像家长对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师对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对于批评罗瑞卿，毛泽东自己有一段话，是1960年12月25日，他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从这些材料还可以看出，罗瑞卿把毛泽东看成是老师和长辈，对他一直是忠心耿耿，心悦诚服，恭恭敬敬。而毛泽东也把罗看成是学生和子弟，对他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说明，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当林彪向毛泽东汇报罗的事情时，他就对林说：“他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反对我（到长江）游泳，那也是好意。”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毛泽东这样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林彪、罗瑞卿之间的初步冲突】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2月开始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抗战时期，两人分开了，除参加七大前后这段时间外，不在一起。打太原后，罗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同意，但由于中央决定调罗当公安部长，才未去。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当总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经过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了裂痕。1965年秋天，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以后，曾经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在上海会议期间，陶向罗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责，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这样的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