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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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陶向罗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责，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这样的指责。“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被监护的情况下对林彪和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写了材料。他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不经过他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有时支持别的元帅而不支持他不满。
1961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著产生分歧，并在4月30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冲他发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托刘亚楼转话给罗瑞卿，说那次冲他发火是针对其他人的，是“迁怒”。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的不满。有一次，他在同罗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萧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这一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可以为这些材料作注脚的是林彪写的一条仅供自己阅读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如果说1961年林彪对罗瑞卿是“迁怒”的话，到1962年，他不满的主要对象已经是罗瑞卿了。
促成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是1964年的比武和毛泽东在十三陵关于战略问题的讲话。
1962年，南京军区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并于10月间在镇江组织了战术技术现场会来普及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总参的《军训简报》作了报道，引起了分管军事训练的叶剑英的注意。12月23目，他到南京听取了军区的汇报，又到镇江出席了由总参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27日，他致电军委和毛泽东，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建议在全军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
毛泽东批阅叶的电报，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他还说：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鉴于上一次现场会，未通知各军区第一把手参加。毛泽东还说到会的都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再开这样的会，要让前排议员到会，第一把手亲自抓。
【林彪的险恶用心和罗瑞卿的悲剧命运】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比武的高潮是参加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成员在毛泽东带领下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此时，林彪像局外人一样，正在昆明休息。在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在十三陵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向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六个“最”，关键是“最新的情况”，言下之意，他的设想根据的是过去的情况，也没有错。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是“比武”。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实，罗瑞卿建议他们到广州再作一些调查。于是他们又来到驻在英德的一个团。此团二连是林彪在南昌起义当连长时的连队。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要参加进来。刘志坚以生活条件差等理由进行劝阻无效。叶群率几个秘书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在这一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二连单纯军事观点的调查报告》、《关于四连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调查报告》和《关于七连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的调查报告》及《团党委把四个第一变成四个第二的调查报告》。
材料凑够了，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参加人员随后又扩大到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二七九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评价1964年军训成绩，如何看待比武。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要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时都成了罪状。
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中央、军委：“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在信中，林彪说，这是他4月22日见到毛主席，向主席请示后决定的。
此次，林彪究竟同毛泽东怎么谈的，不清楚。但他建议增加副秘书长，并让杨实际担任了第一副总长的职务，可能要说明理由，也不能排除他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比武问题的争论及突出政治问题。按照当时防修反修的思路，毛泽东很可能同意林的意见，认为罗确有单纯军事观点。
林彪接着做的是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让它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交底，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叶群还曾动员萧向荣、梁必业揭发罗，遭拒绝。萧、粱后来在“文革”中也挨了整。
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同日，叶群带着这些材料乘飞机秘密到达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说明林彪、叶群的状告准了。
接着就是12月8日的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小时发言，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又编造了据说是罗瑞卿让刘亚楼转达的四条：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健康；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叶编造的这一些，刘少奇表示“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是“死无对证”。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从这些事实看，决心整罗的是林彪。但是毛泽东听信了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召开上海会议？这恐怕同他即将发动“文革”有关。他当时已经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等不信任，因此准备依靠林彪等来发动“文革”。就在这时，林彪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重指责，这使毛泽东处于必须同意林彪的地位。
为了将罗的罪名坐实，1966年3月又开了京西宾馆会议，并通过吴法宪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此次会议导致罗3月18日跳楼。随后，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便大讲政变，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民国，历代宫廷政变的血腥材料，耸人听闻地说彭、罗、陆、杨“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把彭、罗、陆、杨硬捏在一起，尽管这四位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他曾设想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工作。
附带说一句，罗当时由于兼职多，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这种状况当然不是他个人造成的。而他工作起来从不推诿，因此，一些干部认为他太突出，太露锋芒。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七、“文革”初期的叶剑英
范硕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史无前例”的滔天恶浪，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这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稳住局势】
这场空前“浩劫”始发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自此以后，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
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身处逆境，重任在肩，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浓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人，越来越乱，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地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5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