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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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
1936年9月27日，我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房春荣出卖，被敌逮捕，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尽管受到7次大审，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我咬牙坚持，没有供出任何情况，最后由韩复榘亲自审讯。
当时，在我前面已有好几人被韩复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杀，有的重判，轮到我时，军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赵健民，是济南北园乡村师范的学生，共产党的首要分子，济南乡村师范兵工厂的共产党均归他领导，他几次去莱芜县活动。在捕共队抓到他以后，他又拒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因此，捕共队宋队长（即1933年7月出卖我山东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鸣时）呈请主席枪决他。”
即刻有两个执法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说一声“毙”了。
韩复榘坐立中堂，立愣着眼，连看了我两次，问：“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呢？”
我说：“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热河并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打内战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共产党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主张救中国救人民，我们学生同情它的主张，所以参加它。”
“你为什么到莱芜去呢？是不是那里有山，又要闹什么暴动？闹暴动我可不答应！”韩复榘又问。
我感到可笑，嘴里答说：“莱芜有我的同学，我们是对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唤起民众，准备抗日，对国内的各军各界是主张团结起来，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
韩复榘一听，紧绷的脸一下松开了，吐出一句：“嘿，你对我做起宣传来了。”这使一屋子的紧张空气缓和多了，站在韩复榘右边的军法处长史景洲赶忙插嘴说：“这个人坚决得很，捕共队抓他时，他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吃掉了！”
不知韩复榘出于什么考虑，又立愣着眼看了我一下，终于发出一句断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断完了。一个执法队士兵引导我下来时说：“兄弟，你真是危险呀！”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还敢讲两句，你们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我见过几次了。”回到狱中，许多人惊奇地看着我，有的说：“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别人被韩复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韩对他立愣了三四次，还不要紧哩，命真大！”
送山东高等法院后，我虽被判刑5年，但情况究竟不同于特务队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联起来，团结难友一块儿同敌人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我党派代表张经武和韩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狱。从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战斗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过狱诬陷我，而实际上他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党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我的结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康生对此心里有数，他诬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老同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同志遭到了诬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林彪、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一故弄玄虚的案件又是怎么假戏真演的呢？追根溯源，盖出于康生诬陷我的那段话：“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年代，这位身居高位的“顾问”所云，还能是假话？一时间，这个讲话不但是全省正式印发，还在报纸上登载，一些群众组织更是大量印成传单，广为散布。从而，在60年代云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场闹剧，进而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镇压运动。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志打成“滇挺”的总司令员。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以“忠实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先后使14000多名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的有38500多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亲友。
【后记】
1978年2月，经党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终于得到昭雪！云南省委向全省军民公开申明：“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当时的条件下，康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没有被公开点名，人们只能对他咬牙切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制造冤案的铁证！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长期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西挺进纵队”等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
十一、张闻天的最后十年
程中原
【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