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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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二、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
杨明伟
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有一座名叫西花厅的院落，自搬进北京城以来，周恩来就一直住在这里。它也是总理办公室的所在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曾经有这么一套特殊的台历，台历上记载了周恩来26年总理生涯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和日常工作、生活、起居……
这套台历每年一本。在它开篇的第一个星期中，每天的日程是由周恩来自己亲手记的，以后，由于“日理万机”的原因，都由秘书详细记载。在它上面最后的一次记载，是1976年1月5日，这天，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大的手术……
从这套特殊的台历中，我们抽取了一个时段——1974年1月至5月，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进行对照，发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和这些数字后面的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这5个月中，周恩来接见外宾达80多人次；仅5月份就接见外宾20多人次。
在这5个月共计151个日日夜夜中，周恩来的工作情况是：有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每日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每日工作19至23小时，更有甚者，有5天竟连续工作24小时……
伴随着这些数字的，是周恩来体质的急速下降。按照周恩来体内癌细胞发展的速度，医生无法想象，周恩来是如何硬撑下来的。然而，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的人发现：总理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像原先那么抖擞、焕发，眼神也不如原先那么烁烁有神了。周恩来是在强打精神，勉强支撑着。
这年的4月22日，周恩来在日本朋友再次邀请他访日时，透露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带来的无奈：
我欠的账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账……
细心的人发现，自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后，就再也没有与外国首脑举行公开的正式会谈。
5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马建交公报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而代替周恩来接见外宾，频频露面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
共和国总理到哪里去了？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离开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此后再也没能回家住。幸灾乐祸的江青一伙，趁周恩来病重和住院，试图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周恩来并阻止邓小平出头露面。察觉江青等人阴谋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冶敏感性。】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后，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留在西花厅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总理能够早日康复，早些回来，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恩来再也没能回来住……
行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
进医院的当天，周恩来便接受了第一次大的手术治疗。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在医院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6个月历程……
周恩来病重和住院，江青一伙幸灾乐祸。整垮周恩来，这是他们最好的时机。
在周恩来入院之前，江青就已经步步进逼。
从这年的1月1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献词》中，就确定“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号召“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批孔”、“批儒”，是江青最感兴趣的事。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要把周恩来作为“现代的大儒”揪出来。
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为进一步掀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仅在1、2月间，江青就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了许多封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她是想借“批林批孔”运动的阵地，“炮轰”周恩来。
毛泽东对江青的做法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又奈何她不得。但江青凭借她的特殊地位为所欲为，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为避免与江青接触，毛泽东从2月份起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对江青送上的一大批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2月9日，他批告江青：“除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