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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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2月9日,他批告江青:“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他还就江青要求见面一事批道:“一切人不见,现(身体)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江青等人的阴谋诡计搞多了,愤然的毛泽东怒斥一句:“形而上学猖獗”。
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求见一事再次告知:“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被毛泽东疏远后并不甘心,而是迁怒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事。为削弱邓小平的政治影响,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等理由,坚决反对邓小平前去。周恩来对江青的做法极为反感。
3月24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由邓小平率团前往的报告。周恩来果断地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再次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本来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一事,是毛泽东提议的,但事情如此之难通过,毛泽东发了火。他让秘书转达周恩来说: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成员,他还特意要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3月26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迫于毛泽东的意见,不敢再反对。惟独江青仍不知趣,她为此大闹政治局。
周恩来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愤怒了,第二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事已至此,江青不得不收敛。这才最后解决了邓小平出国的问题。
为给邓小平壮行,4月6日和19日,周恩来抱病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和代表团送往迎来。
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在国内和国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周恩来是带着欣慰的心情离开办公桌住进医院的。
……
周恩来住院治疗,江青认为她找到了一个进攻的薄弱环节。为此她加大了1月份以来部署的“评法批儒”的宣传力度。
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再次强调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江青还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在北京煽动还不算,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有意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周恩来即是“现代的大儒”。
第一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是在江青一伙热热闹闹的“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声中恢复工作的。
他第一次露面,是在7月5日,选择了一个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及其夫人的时机。
上午10点多钟,亨利·杰克逊夫妇一走进病房,顿时感觉到周恩来身体的虚弱。但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周恩来,他感到很荣幸。
周恩来坦率地对他们说:
我这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我6月整个月都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5月份接待了不少客人,也是比较勉强。所以这次你来,没有计划我出面。
为什么见他,周恩来说明了原由:
你和乔冠华副部长谈话的要点我看到了,了解到你还是要求见我。昨天晚上正在想这件事,正巧因为别的事情和王海容部长助理通了电话,她又告诉我你这个要求。后来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
中美关系的解冻,是周恩来晚年在外交舞台上导演的一幕划时代的活剧。对前来访问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自然重视并破例接见。
谈话中,他们涉及到国际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自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这个基础上再联合起来反对扩张主义。他话题一转,又说: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
杰克逊表示: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得到像杰克逊这样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周恩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所做的工作没有白费。
病情稍有好转以后,周恩来于7月17日从医院出来,到毛泽东住处,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
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议室,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了日渐消瘦的周恩来,两位老战友寒喧了一阵。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心中有话要说。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态度严肃,对“批林批孔”以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严词批评道: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
对江青,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警告说: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你也是难改呢。
毛泽东还两次指着江青当众宣布:
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了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江青抓住“风庆轮”事件攻击交通部,进而向邓小平和周恩来发难。王洪文私自到长沙搞小动作,毛泽东反感地批评他:“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7月17日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南方。北京的工作,则交给了政治局的其他人。周恩来虽然抱病,但他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一线工作的人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05医院的病房,成了周恩来生命历程最后一年多的办公室。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
一场围绕权力归属的斗争,又一次悄然展开。
不幸的是,刚刚好转半个月的周恩来,病情出现了反复。8月上旬,他尿血增加,经医生诊断为癌症转移,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大手术。手术前,他于8月9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在信中表示:“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第二天,医生对周恩来体内癌细胞转移部分施行了局部切除手术。手术后,病情较见平稳。
就在周恩来接受手术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日趋恶化,他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礼物虽小,但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起党和国家的千万钧重任。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个星期后的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为全国的稳定,全党全军的团结,病中的周恩来再次挑起了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则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为照顾周恩来的病体,毛泽东要求邓小平:报告稿要短而精,要管用,3000字左右即可,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江青等人并不想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四届人大的筹备,让他们又一次有了篡权的机会。
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组阁”。由谁来“组阁”?这成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朝思暮想的事情。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
江青等人首选的目标是周恩来。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有力不从心之感。10月份,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内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成员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9月6日开始会客,10月6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
10月6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商讨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后,又接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夫妇。当天晚上,本来已经很疲劳的周恩来,没想到江青闯进了病房。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江青不顾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执意提出并坚持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委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言下之意,是想累垮周恩来、阻止邓小平。
身体虚弱的周恩来头脑极为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
江青一无所获,她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转而跑去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她与王洪文等人商量以后,决定另寻机会。
直接的机会难找到,江青再次以小见大,她抓住了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
周恩来非常清楚江青的矛头所向。几年前,正是经周恩来批准,我国才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的,且购船的目的,主要在掌握造船的技术,最终发展我国自己的民族造船业。“四人帮”则想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
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以“风庆轮”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挑衅,并影射在医院养病未出席会议的周恩来。邓小平毫不让步,对“四人帮”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江青进而耍泼,一阵攻击、谩骂。忍无可忍的邓小平愤然起身,离开会场,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后,“四人帮”又于当晚在江青处密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见到毛泽东以后,他按与江青等人商量好了的口径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早就察觉王洪文来者不善,对他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意图,毛泽东完全明了。
毛泽东并没有听信谗言,对王洪文私自来长沙搞小动作,他更为反感,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淡,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他交代王洪文: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对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时有这样一段审判王洪文的记录:
审判员:你到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总理那里去,经常到总理那儿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讲过这个话没有?
王洪文:讲过。
审判员: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王洪文:这些话是这样,是江青在10月17号之前,大约一个礼拜不到一点,政治局开会,开会以后,江青把我留下跟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来关于四届人大人选的问题,主要是讲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就是部长、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总理对四届人大人选,心里是好像有一本账,比较清楚的,但没有和她讲。她并且向我申明,你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我向你申明,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讲,总理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剑英、小平、先念等。
审判员:你接受了这个话,向主席讲了?
王洪文:讲了。
审判员:是这个情况?
王洪文:对的。
阴谋家的政治秘密,并没能在历史的烟云中掩藏。
【毛泽东让人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病重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江青等人双管齐下,一面将王洪文派往长沙,一面又在北京继续策划着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活动。
10月19日,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目的只有一个,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更有甚者,他们要王、唐和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出人意料的是,王海容和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
早已得知政治局会议详情的周恩来明确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要王、唐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转告毛泽东。
江青等人的作法适得其反。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听说江青在背后活动这么猖獗,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毛泽东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下列意见: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
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谈话中,毛泽东让王、唐回京后转告他的建议:由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人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