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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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中，毛泽东让王、唐回京后转告他的建议：由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为让毛泽东放心，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等情况，对各种报告，信中说：
　　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
　　对人事安排，信中表示：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对自己的病情，信中汇报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看过信的毛泽东痛快地批示：“同意”。
　　江青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她写信给毛泽东，提出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信中充分暴露了江青的“组阁”野心。
　　11月12日，毛泽东接到江青的信后，当即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然而，江青还不罢休，又于19日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赤裸裸地要起官来：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最清楚江青耍无赖的做法，20日，他再次狠批道：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仍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劝诫听进去，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位置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对江青的野心，毛泽东立即予以点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其他人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为防止江青等人的野心得逞，周恩来在重病中按毛泽东的意见集中精力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
　　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他多次约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到病房内谈话，常去他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有王洪文、江青等人。
　　进入1974年12月，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连续审阅、批准了一系列有关文件。12月14日，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一些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12月20日，在多次审改的基础上，他再次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然后他提笔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最要害的，仍是要坚持做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他们竭力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部门。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间隔了整整10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还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非常清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必将关系到党和国家最后的前途、命运，从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领导人，由谁来掌权，情况大不一样。
　　就为这一点，周恩来忍着病痛，连续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反复讨论人事安排。
　　12月21日、22日，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
　　在这三套方案中，有交叉，有区别，有的甚至尖锐对立。意见不一，只好请在长沙的毛泽东定夺。
　　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王洪文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三套方案上，联合署了名。
　　为让毛泽东充分了解情况并亲自与毛泽东作最后的协商，周恩来决定亲赴长沙。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便中再次发现潜血，按医务人员的要求，必须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医生向周恩来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回答：“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能不能去长沙，负责周恩来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最终代表几位老同志对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件事。”叶帅反复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随行的医生张佐良有这样一段回忆：
　　总理是在1974年的12月23日去长沙的。在此之前，叶帅就询问过多次，说总理的病情最近到底怎么样？也就是在我们12月出去之前，在11月就多次问过。我们就说，情况还是稳定。但是开头他并没有讲要怎么样。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就问总理的身体能不能外出一次。我们一听外出，不知道是外出去哪里，是国内还是国外，时间长短，都不敢问。他跟我打电话，我不好多说，我只能说总理的病情现在还稳定，如果短期外出，时间不长，我想是应该可以的。他听了我这个话，心里好像是有点底了，然后就叫我考虑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人多。他说，这次外出，就是到长沙去见主席。
　　【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与毛泽东共同作出了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最终破产。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1月13日，他在自担任总理以来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之后，他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并信任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12月23日，处在一级医护状态下的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飞赴长沙。王洪文乘另一架飞机，也跟着去了长沙。
　　当天，周恩来与到达长沙的王洪文一起来到中共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到27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在长沙共四天半的时间，就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宜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在四天半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了多次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思：
　　——再次当着王洪文的面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再次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
　　邓小平人才难得。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
　　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你们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充分信任周恩来：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对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表态：
　　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批准四届人大几个文件和组织人事安排外，还应追认和选举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提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仍要继续强调备战。
　　当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5日又起草了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送给毛泽东审阅。
　　除了这些谈话以外，毛泽东还特邀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的长谈。这次单独会面安排在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去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长谈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一是理论问题。
　　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头一天起草的人事安排名单。经过仔细推敲，两位伟人在人事安排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此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谈到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全国都要学习，认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重申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意见。
　　后来，人们把周恩来长沙之行的成果和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作“长沙决策”。这一决策，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
　　大局已定，“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也已破产，因此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
　　为开好四届人大，周恩来于1月8日至10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首先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得到通过，会议决定将它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邓小平的声望，“四人帮”此时已经无法阻拦。
　　1975年1月13日，经过艰难筹备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月13日的开幕式，是在晚上8点举行的，熟知内情的人们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放在晚上开幕，主要是为了照顾身体欠佳的周恩来总理。
　　会场上，2800多名代表倾心静听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熟知内情的人们清楚，这可能是周恩来担任总理以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了，从他那略显苍老、疲惫的声音中，人们仍然感到了坚定和希望：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在主席台上，报告的主持起草人邓小平心中最清楚，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几句话，是完全按照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
　　参加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顾明后来回忆：
　　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3000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约5000字，经济部分不到2000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从周恩来那坚定、清晰的口音中，受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鼓舞的人们，顿时沸腾起来，全场掌声雷动……
　　会议期间，周恩来支撑着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天津，是周恩来早年生活、求学和参加爱国运动的地方，对天津和天津人民，周恩来历来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关心自己的天津代表，他坦露了心音：
　　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事先商定的人事安排，四届人大选出了新的一届政府成员——总理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还有副总理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中国，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整顿。在全面整顿中，“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滞、下降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迅速回升，到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1975年9月20日，病情恶化的周恩来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前，信任地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高度称赞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再次掀起了反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的恶浪；尽管毛泽东后来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至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然而，历史车轮毕竟要滚滚向前，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障碍都阻拦不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癌症病魔作了最后的搏斗后，带着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造福的众多美好设想，离开了人世。
　　
　　十三、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程中原
　　
　　在邓小平伟大人生的旅程中，主持1975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伟大人物的涌现，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也是风云际会，有其历史机缘的。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经历过这些变故的人们，希望历史著作唤醒他们的记忆，新生的一代也怀有追索往事的兴趣。希望本文所探究的个中奥秘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愿望。
　　【“八月指示”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