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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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又称“军队高干会”）的将军们，更是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被历史学家称为“八月指示”的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子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同时，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也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妄图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中止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权的部署。
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是在10月中旬。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全中国人民久已企盼的消息：“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着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并指出“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是适宜的”，要求各单位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反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却走出了低谷。他决心依靠周、叶、邓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看好邓小平】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主角，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说成是同刘少奇一起搞修正主义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被“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曲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是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那么赏识并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主席，同时还有周总理和叶帅。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是“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60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仅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称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人个别谈话。面对“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的提问，毛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的出版说明》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成“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指明：“《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印发了邓小平写的带有检讨性质的自传。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在林彪事件爆发前夜，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至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再度提到：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一席倾向性很鲜明的话，不是流露出了毛泽东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将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抓住机遇，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又一次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这一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又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该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个批语，虽然还有“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总的说来，对邓小平作了一个很不错的政治结论。特别是肯定他在中央苏区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即早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骨干；肯定他“打仗得力”、“有战功”，全国解放后做过好事，突出的是“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有赖于周恩来高超的政治艺术了。对此，周恩来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
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1972年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语，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批语有此意向但毕竟没有说得十分明白。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未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他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利用致函纪登奎、汪东兴的机会，在信中传达了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他们二人商办”以后，又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作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几天后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原来的住所。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遂于当天发出。
3月28日，周恩来带病与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邓的工作安排作出决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并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1973年4月12日晚7时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评说：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把邓小平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
邓小平复出只是事情的开始，他仅参加国务院业务工作，并没有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且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因势利导，又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是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这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为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
决定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他出面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主动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22日，外交部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周恩来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周的批示。显而易见，由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联大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但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周恩来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见，3月25日下午，在参加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向毛请示。因毛太累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