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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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24日、25日、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毛泽东对批孔是满意的，他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同时他又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淡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毛泽东还表示，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他已经获悉。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行，要邓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地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1975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从1970年起就酝酿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革”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于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请邓小平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副总理出席、叶剑英和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即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等评语，并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至此，周恩来完成了由邓小平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安排。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立即卓有成效地领导了铁路整顿，同时挫败了“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阴谋。王洪文被迫检讨后到浙江、上海。毛泽东接受叶剑英的建议，命邓小平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这样，邓小平完全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过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以周恩来提出的“两步设想”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领导1975年的整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改革开放的试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为1976年清明节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打了基础，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了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
十四、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
尹韵公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
华国锋动作迅捷，给李先念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又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大权在握。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关键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又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叶、李的明朗态度，使华国锋心里有了底，帮助和推动了华国锋进一步扩大动作的范围。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使华国锋和其他积极参与者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中，纪登奎没有起到和发挥任何作用。这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虽然纪登奎被边缘化，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出卖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向“四人帮”集团透露有关“9·16”会议的任何情况。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