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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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上海的余党就与他联系，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
张春桥一伙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顾党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一些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的亲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四人帮”的上台“抬轿把门”。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进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本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入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一。
祝家耀和张国权也是在沪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张春桥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就将其调到公安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职务。“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过当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传递给上海“四人帮”余党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经过预审后认定，张春桥犯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安插亲信，以达到“改朝换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国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判决书，在张春桥的个人犯罪事实中，却并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
这难道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不愿开口的原因吗？这件事情，不用张春桥开口，法庭自己给“辩护”掉了。
对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在预审的讨论中，我就曾在会上提出，此项不应给张春桥、王洪文定罪起诉为好。当时全国上下都对于“四人帮”十分痛恨，都有一种心情，希望在清算他们的罪行时，清算得越彻底越好。
作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可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我们办的案子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它不但会作为一部历史留给一个政党，同时也将留给一个伟大民族的子孙后代。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所有参加办案的人员所说的，我们办的这件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时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中央组织部到上海选调干部到中央任职，并趁机安插亲信到国务院和军队、人民群众团体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中央组织部也是同意了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调到中央有关部门来的。当然，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实质就是在安插他们的亲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们在法律上不能将此作为篡夺了这些部门的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是合乎组织程序的。
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顽固不化的“四人帮”主犯，法庭同样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张春桥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谜底原来在这里。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健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一同破灭】
1980年7月24日上午9时，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的公安部有关人员，对张春桥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一事进行审问。
问：“张春桥，在你们‘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后，上海的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在事先进行过哪些策动？”
张春桥不答。
问：“你还要交代，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钓鱼台九号楼的住处？你都同他讲了些什么？”
张春桥不语。
问：“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
张春桥不吱声。
问：“现在已查明，9月27日晚九、十点钟左右，肖木奉命到了钓鱼台你的住处，你要他到上海传达你的指令。你对肖木说：‘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还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示意上海帮派骨干要准备大考验，要准备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等五个常委传达了你的旨意，策动上海帮派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张春桥仍然不语的情况下，审讯人员让徐景贤作证，同时宣读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严忠实1980年9月10日的证言是这样的：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任张春桥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肖木到钓鱼台住（处），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说：“叫肖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肖木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肖木到张春桥住处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预审组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一对照，发现这两方面证言相互之间有所不同。
徐景贤等人的证言称：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一个说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一个说是张春桥派往上海去向他们直接传话。两个证言明显相悖，应该取谁的证言好呢？
严忠实是当事人、经办人，证言当然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别法庭在法庭上，却采用了上海徐景贤等人的证言，一来考虑这是多人证词，更有可靠性；二来是他们是武装叛乱的直接组织者，他们对张春桥这两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关系到武装叛乱。
究竟采用哪一个证言更切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呢，这只有让后人去研究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这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呢？通过审判，事实已经清楚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其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李）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对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的人来说，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人们只要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革”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长期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肖木谈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泽东的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担任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木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的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他对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李）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张春桥强调：“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张春桥还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李）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李）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就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一些。他的老婆（李）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向他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支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李）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谁？他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舂桥的离婚梦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