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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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日益紧张的趋势，周恩来、陈云等认为，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相应规定的指标也是冒进的。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为了降低急躁冒进所表现出的高指标，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l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7。35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周恩来在会上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于这一阶段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论：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
【“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为进一步遏止住急躁冒进，周恩来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从1956年7月起，他用很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提交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审议。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国家计委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大大提高了，经过修改后提出的两个方案，仍然偏高。为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这两个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削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设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
“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为了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剖析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请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
“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主席指出的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耐心说服，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于11月10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明确提出：
“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讲话是不满意的。然而，他在11月15日的会上讲话，不但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市场稳定，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可以说，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成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一起，议出了7条意见，对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同意。实际上，他对这7条并不满意。后来，1958年1月12日，他在南宁会议上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上半年，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有人利用中共内部关于反冒进问题，攻击新中国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工作。这种情况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这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在这里，周恩来最早提出了“跃进”这个词。
后来，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周恩来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5月26日晚，周恩来就这件事致信毛泽东：
“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然而，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他曾经设想，在反右派运动高潮过去后，“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借整风来统一思想”，以此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第一次公正批评反冒进。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反对的，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看，加一点限制，加一点形容词，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