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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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凭我们记忆，有些词句与原文恐不一样），其词曰：“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三百六十斤之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胡耀邦到校后，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件工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了，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有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前担任过副校长，此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一个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再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上述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也平反了。从1977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可以说在全党、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同志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说：“我请叶扬、陈中（当时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耀邦谈话的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周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在全国首先向“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罪行发起严正迅猛攻击的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发表后有如久旱后的甘雨，震聋发聩，受到全国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报社、作者和有关部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信和支持信，来信表示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这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党中央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继组织上述那篇文章之后，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来检验所谓“三次路线斗争”。在邓小平、罗瑞卿、杨西光等许多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耀邦同志一贯的思想，在党校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中，他强调贯彻这个思想。他最早提出哲学课和中共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设置的哲学课，把学习重点放在认识论，着重批评了“文革”十年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学员们感到思想上取得很大的启迪和收获。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所谓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正确，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前面还是戴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惟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12月26日。他在去掉了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耀邦的几次指示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审定。1978年4月，完成共四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习党的学说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八百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一千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十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即：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重要的是第二条。在第二条中，提要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质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不少学员在大讨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校时便写了心得体会交给他的老战友、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当时协助胡耀邦办《理论动态》的孟凡同志，希望通过他转请耀邦同志指正。以后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发现和正确处理胡福明的文章，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问题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倡导“两个凡是”的人，根本没有听进去。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这个精神枷锁。然而个人迷信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要破除个人迷信在当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历时三年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主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它的直接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胡耀邦。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个内部发行的五日刊《理论动态》，每期送给全国地司级单位。这个刊物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去思考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作用。1978年，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毕业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发现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很重要，即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更加针对批评“两个凡是”（后来定稿时，并未出现“两个凡是”字样，实际上内容是完全针对“两个凡是”的。）又让胡福明自己修改了几次，然后请孟凡转告胡耀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准备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但内容尚不成熟，他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胡耀邦完全同意，说当然支持。（事后，在耀邦同意下，杨西光和孟凡分头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系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责成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实际上，后来孙长江是在胡福明文稿上作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帮”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按预订计划，第二天《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以后，全国大多数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但是，对此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人甚至还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城里家中开会，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后来（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同一天《人民日报》以署名“岳平”的形式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已揭开序幕了。“砍旗”之说甚嚣尘上，当时党中央分管宣传口的负责人在会上公开指责此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巨大压力下，会不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呢？如果没有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理论界、新闻界的密切配合，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拥护，这场讨论完全可能夭折。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他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接着，他就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吴江（孙长江协助）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写好后，他寄了一份打印稿给《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熟人姚远方，同时也送了一份给胡耀邦。胡耀邦感到有人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下不为例”，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种文章，怎么办呢？据当时他的秘书梁金泉回忆，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就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得到了罗瑞卿的支持。
　　有人或写文章，或发议论说，“实”文发表后，在“砍旗”责难的巨大压力下，胡耀邦沉默了，甚至退缩了。吴江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过程中，耀邦不再过问了，显然不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华楠、姚远方也向罗瑞卿报告，编辑部收到吴江此稿。罗瑞卿本来就反对“两个凡是”，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他3月间读了《人民日报》张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5月间读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布置《解放军报》要大力宣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