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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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认真传达，就说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不要等中央的文件了。
　　如所周知，后来耀邦亲自批示，对几位高干子弟严重违法大家感到棘手的问题作了处理。
　　为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胡耀邦除亲自听一些课、参加一些学员的小组学习讨论会外，还多次利用晚上时间（他为了能多与学员接触，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城里关东店的家），找学员开座谈会，了解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及时解决。学员有意见就当面或写信告诉他。如有一次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讲课，教师没有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个学员听了不满意，就写信给耀邦提意见。耀邦立即批复，认为这个学员的意见很对，并转告教研室，这样的问题应该讲，不该遗漏，每门课结束后，耀邦要求教研室作出总结，从理论高度不断探索干部教育、党校教育的规律。
　　除教学工作外，耀邦同志晚间不回家，邀请学员到他校内住所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征求学员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然后报告中央，供中央参考。有位学员鉴于耀邦同志对党的工作的真诚态度，临结业离校前主动要求耀邦听取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耀邦因为忙，便约定在这位学员离京前，去他城里的家中谈话。
　　这一时期，在耀邦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理论，苦苦思索着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治理严重的创伤，如何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大业和民族复兴。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驰．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那时全校真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又一个春天。
　　中央党校学员对这些年在党校的学习是满意的，根据党校保存的记录，第一期八百多学员，经过几个月学习后反映：一、感受最深的是党校风气好，大家敢讲真心话，党校真正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党校工作同志都有一种真诚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的精神，耀邦同志深入到学员中间，150多个高级班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三、对党校教学计划和安排也很满意。特别是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觉得收获很大。四、能听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首都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这是在地方上很难做到的。
　　耀邦同志不仅大力抓好中央党校建设，而且也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党校的建设。他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地市以上的党校都要恢复，有条件的县党校也要很快开办，轮训各级干部。他进校后，不断接见各省市来的党校工作人员，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如十六字方针是否正确，对党校历史上的工作如何评价，都做了明确的回答。1979年底到1980年初。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纪要，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央发布《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两年多来，各级党校相继恢复，轮训和培训了大量的干部；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在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都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会议要求党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是原来的十六字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在以后的党校教育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耀邦同志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校要成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央党校可以在教学、科研业务上起指导作用，但不能由中央党校来直接领导各级党校。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党校的积极性，发挥党校的整体功能。
　　当然，胡耀邦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再指出，我们决不能自满，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甚至缺点、错误的地方。例如，学习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还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后勤管理上的某些环节还很薄弱，等等。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总是寻找工作中的不足、缺点，永不自满，这种精神也常给党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以教育和鼓舞，力求把党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耀邦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央党校共办了七期党的中高级干部轮训班，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多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研讨班、部门班，新疆和西藏民族班，以及与中央机关、国家机关、部队、北京市合作举办了三、四期部分走读班，学员人数共达17，838名，相当于“文革”前中央党校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撒在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的革命种子，他们在中国历史大转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七、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
　　徐庆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现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了解这条电讯稿发表过程的于光远、胡绩伟在《百年潮》（第三期）发表回忆文章，详细披露新华社社长曾涛与他们商量斟酌这条电讯稿发表的细节。
　　2000年11月18日，我去看望杜导正同志。杜老是新闻宣传战线上的老兵，粉碎“四人帮”后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他说，这则电讯稿发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电讯稿是他经手处理的。他也读过于、胡的文章，觉得很好，但也感觉有不足，因为于、胡的文章没有谈到新华社内商讨电讯稿的情况。
　　杜老的谈话使我也很兴奋。职业的敏感使我意识到，关于这条电讯稿的发出，还有深入挖掘的历史内容，当时，我就把杜老的话记录下来，并请求他给我提供采访线索。杜老说：
　　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是顺乎民心的大事。新华社的同志尤其是曾涛、穆青同志，在这点上是有胆识的。我赞成研究党史的同志把事实搞清楚。你可以再去找一下穆青、李普同志。必要的话，还可以找一下冯健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杜老边说边顺手在纸上写下了穆青、李普、冯健等人的名字。
　　此后，我翻看了有关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资料，开始对这一电讯稿发表的来龙去脉进行采访。采访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一是追溯一下源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怎样出来的；一是新华社的这条电讯稿是怎样发出来的。
　　12月18日，采访穆青、冯健、李普同志；12月20日，采访周鸿书同志；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同志；3月9日，采访叶林、张鹏同志。
　　【引起震动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决议》中所说的两个“错误”，是有悖于民心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有“两个凡是”的禁锢，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一直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于是，邓小平的复出被拖延了很长时间；广大人民的要求也被中央漠视了两年之久。
　　在此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要求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同时，人们希望北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能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平反。但是，有“两个凡是”的禁令在，北京市委似乎也无能为力。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了批评。由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直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音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还有陕西的问题，我批的，但发表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吴德同志对“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9月30日利用看电影和吴德同志谈，还有先念同志在座，要把“四人帮”抓起来。江青说我送材料也成了一条罪状，就是针对吴德同志说的。“四人帮”在北京三个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是通过昊德去抓的。北京和天津不一样，吴德同志是有错误的，天安门事件、洪广思、理论讨论会。《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除陕西问题外，还有些报道不太慎重。过去“四人帮”掌握报纸乱点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人们很反感。现在我们掌握了宣传大权，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先念：香港《明报》专门转载《人民日报》的东西，有一个版。）《人民日报》谈一谈，总结一下。对吴德要一分为二。把情况性质弄清楚。各省都有各省的问题。好的要支持，大家见个面，不要一下子捅到社会上去。有些人点一点可以，但点名要慎重。天津问题如何见报，中央有考虑的，《人民日报》也有个提法，不一致，天津市委也搞得很紧张。有的省提帮派体系要慎重。情况不同。四川帮派体系只集中点了30人。要发展大好形势，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外国借钱给我们，因为我们安定团结。（先念：安定团结，进口设备，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从华国锋的讲话来看，所谓北京市委“捂盖子”——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的问题，实际上根子在中央，在以“两个凡是”为治国方略的华国锋。但是，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在新的市委书记没有到任之前，由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主持北京市委具体工作。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那段话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前，林乎加在国家计委——那个通常称之为“小计委”的计委——工作过。粉碎“四人帮”后，林老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又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市委任上不到4个月，用林老的话说，“屁股还没有坐稳”，1978年10月初，就被中央召到北京，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
　　这时，北京市委正在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是第三书记贾庭三。贾庭三是从贵州调来的，也在小计委工作过，与林乎加很熟悉。
　　在贾庭三作了介绍后，林乎加只讲了几句话，会议继续进行。林乎加只做一些了解情况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又提出来了。据我的了解，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毛联珏就起草过一个文件，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毛说，工厂闹起来了，找主持工业口的叶林。叶林主张支持工人的意见，在工厂宣布了平反的意见，工业口情绪稳定下来了。我是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看到工业口宣布平反的这个稿子的，我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在会上我也讲了表示支持的话。至于这个稿子吴德是否报告中央，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么大的事，吴德不会不向中央报告的。
　　林乎加的回忆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在工业口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小范围内进行的。当年北京市主管工业口的叶林和张鹏对情况很了解。
　　“天安门事件，早他妈该平反了！”一接触到这一问题，精神矍铄的张鹏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虽然不是很文雅，但的确表示了老人当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令我莞尔一笑的同时，也体谅到当年在这个事情上老人所有的怒气。叶林回忆说：
　　你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大题目。为什么说是大题目呢？因为我直接办的事情，是办了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和张鹏同志是老同事、老搭档，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当时是北京市经委主任，张鹏同志是副主任。我们是1977年8月下旬工作，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交战线的职工、国防口的军工厂，他们反映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他们受到迫害。工厂的领导和职工的要求很强烈。我和张鹏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商谈之后，准备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当然当时我们是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吴德同志报告一下，说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天安门事件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和张鹏同志商议，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去解决？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请市委出面。我们俩商议，应该写一个东西，请吴德同志在市委的常委会上能够得到同意。这样，我们俩人商议之后呢，张鹏同志执笔，写了一个东西。我记得那还是个晚上，我们俩在屋里写了。大概内容是这样写的：1976年春天（是不是讲“四五”，我就记不得了），广大职工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多人被戴上帽子啦，受到处分啦）。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大意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然后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讲：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就